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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唐书:在抗战烽火中为学生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October 11, 2017

2017-10-12  老衲读史

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如何处理教育和抗战之间的关系,成了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教育界内部也围绕如何制定新的“战时教育方针”而展开了论战。主流的意见认为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不但学科要调整,变为以军事课为主,教育对象也要调整,须“以民众为对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面对意见分歧,蒋介石力排众议,作出决策:“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弃了基本……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在中国现代史上,抗日战争的胜利应当是最辉煌的篇章。同政治和军事上的成果相比,这一时期的教育不但毫不逊色,而且更为可圈可点,甚至堪称世界奇迹。

 

以常理论,抗战期间山河残破,民生凋敝,教育事业出现倒退,自在情理之中。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在这段最艰难的时期,中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仅次于军费,教育事业因此取得了惊人的大发展。仅以高等教育为例,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师生数量增加了48%,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倍。

 

在国难当头,救亡图存第一的战争年代,教育竟然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其中秘密何在?

 

一、面对意见分歧,蒋介石力排众议,作出决策:“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弃了基本……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平津、南京及东南沿海教育发达地区首当其冲,相继沦陷,中国教育事业损失巨大。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计108所,战争爆发后,77所被迫内迁后方,另有17所被迫停办;原有公立中学,多数设在平津及沿海地区,战争爆发后大多停办,青年失学者极多;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初等教育,学生年龄过小,学校无法内迁,只得随国土一并沦陷。

 

其时,全国的局势更为严峻。抗战前全国有4亿人,当时的西部只有1.8亿人,抗战爆发后,大后方一下子涌入了5千万人口,而当时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30%,民生工业占5%,却要养活全国50%以上的人口。

 

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往大陆,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这是一个奇迹。但是,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如何处理教育和抗战之间的关系,成了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教育界内部也围绕如何制定新的“战时教育方针”而展开了论战。主流的意见认为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不但学科要调整,变为以军事课为主,教育对象也要调整,须“以民众为对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这种意见,在师生中占主流。例如,南京失守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准备再度南迁至昆明,决定甫一颁布,即在校内师生间引起激烈辩论。许多批评者认为:在国家急需调动三湘民众起来抗日的时刻,学校内迁至昆明,有损道义。学生自治会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内迁,要求参加抗战。但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对上述意见持反对态度,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胡适向蒋介石的进言:“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教育”。但这类意见在当日并不占主流。

 

在军政界,争论也很激烈,最能体现意见分歧的是张治中和陈诚在“长沙临时大学”的两场演讲。张治中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演讲开口就骂:“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么?”陈诚则针锋相对。陈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其演讲完全赞成学校内迁,将学生誉为国宝,鼓励他们于国家危难之际努力完成学业,因为十年之后,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

 

在这关键时刻,从蒋介石到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都力挺教育。陈诚的意见已如前述;1938年3月刚上任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也认为“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陈立夫的意见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蒋介石力排众议,在1939年3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训词中做出了最终裁决,提出了“战时应作平时看”的观点:“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陈诚则直接批驳“教育无用论”:“要知道教育是千年万年的大计,所谓‘百年树人’,一个国家,要建国,要强盛,就要培养无量数的人才,以为领导,以为中坚”;“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尤其当国家临到存亡断续的关头,成为绝对的需要,这是一个国家最强韧、最可靠的生存力量”。这些着眼于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教育讲话和表态,纠正了一些人的偏激主张,维护了“抗战”时期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不但没有暂停,相反还得到了保护——战时大专院校学生享有暂缓服兵役的权利。

 

重视教育需要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自抗战爆发后,由于军事开支的不断增加和沿海发达地区陷落,关税收入丧失,国民政府财政赤字极其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仍然不放弃对教育的投入。随着日本侵略不断扩大,大批高校不得不被迫西迁,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都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这些大学生逃到大后方后,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确保他们继续学业,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用贷款的办法支持学生上学。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对于中等教育也是如此。教育部于1938年2月建立贷金制度,贷款给家庭陷入战区的中学生。1940年底教育部又颁发《国立中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到后来国民政府又实行公费制,为教育完全兜底。

 

据侯杨方先生介绍,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二、在国家丧失了大部分财源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大、中学生享受政府免费教育,包括免费伙食及一定的医疗保障;大、中学校师生生活艰难,但有政府特殊补助,比公务员好很多。

 

战时教育的最大困难是经费。由于大部分大、中学生都背井离乡,丧失了经济来源,所以政府不但要负担起对他们“教”的责任,同时还要承担“养”的义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如前所述,国民政府先后施行了“贷金制度”和“公费制”。开始时面向家在战区的专科以上学生,后来其发放范围大大扩大,连家住重庆有经济来源的大学生也可以享受公费待遇。高等教育当中,每年获得国民政府的“贷金”和“公费”者大约占了全部学生的80%以上。这些“贷金”和“公费”不但包括学费、生活费,还包括一定程度的医疗保障,故学生看病相当便宜。譬如:中央大学政治系学生唐飞霄1946年1月7日的日记写道:“今去卫生室治牙,可笑挂号金仅一元,药费亦寥寥五元”,而当时从重庆往湖南寄一封平信的邮资是20元。

 

1936年之前,中等教育素由地方省市教育厅办理,中央并不直接负责。抗战爆发后,为安置从沦陷区流亡到后方的中学生就学,国民政府开始创办国立中学,至1944年,共设立国办中学34所,国立大学附属中学16所,国立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14所,遍及后方12个省区。国立中学的主要职责是收容来自沦陷区的中学生就学,以及吸收来自沦陷区的骨干教师,解决其生存问题,以保证教育质量。按教育部规定,国立中学招收的学生,不仅免除学费,而且免费提供伙食、制服和书籍。

 

对于沦陷区的教育,政府也没有放弃。在沦陷区,国民政府的主要措施是设置“教育指导区”。1938年,沦陷区9省4市曾设置50个“教育指导区”,并派遣大批教育干部赴沦陷区从事公开或秘密的教育活动。随着战争的推进,“教育指导区”增加至18省6市102个之多。“指导区”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吸收敌占区的仍忠于国家的中小学教师,借以消灭奴化教育。1940年,国民政府还特别通过《津贴沦陷区中小学教师办法》,对沦陷区内暗中为国家服务的中小学教师给予津贴补助。接受津贴的教师须宣誓效忠国家,其誓词如下:“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矢志尽忠国家,遵守政府法令,拥护抗战国策,绝对排除奴化教育,不作教育界败类,遗羞子孙。如违誓词,愿受政府最严厉的处分。”同时,教育部还特别制订了沦陷区中学毕业生升入大后方大学就学的规定。正因为当局的努力,至抗战结束,在校中学生数量由1936年的48万增至120余万。

 

因为年龄问题,初等教育,也就是初小、高小教育问题,没有被“战时教育方针论战”所波及。自抗战爆发到1940年,初等教育的工作重点主要是义务教育的普及。1940年,初等教育又增加了另一个工作重点:对成年失学民众的补习教育。自此,“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初等教育属于地方自办事业,中央政府每年有专门的补助费,但主要经费来源仍以地方自筹为主。为保证教育质量和适龄儿童入学率,1940年,教育部颁布规定,指定乡镇地方财政中至少50%须用作初等教育经费;稍后,又由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出台规定,将初等教育经费列为“特种基金”纳入预算,严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所以,至1945年,四川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0%;其他大后方省份,云南43%、西康57%、陕西58%……总体保持在50%以上。1936年,大后方10省市在校小学生为300余万人,至1943年,已增至676万余人。

 

1936年之前,中国的高等学府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其学费普遍“年须数百元”,非家境富裕者,一般无力入学。1927年,教育界人士周谷城即指责过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富人为中心,以权贵为中心”。抗战爆发后,学费问题转由国民政府出面解决,不但保证了来自沦陷区的大学生可以继续求学,而且打破了中国高等教育旧有的贵族化倾向。

 

在解决国办大学大学生学费问题的同时,国民政府还竭力解决私立大学的运营经费问题。较典型者如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全系中央政府大量拨款补助,才得以继续运转。这些私立大学的学生也都享受公费待遇。此外尚有大批省立大学因资金紧张而申请改为国立获批,从而得以继续维持。由于国民政府的种种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在抗战期间也不降反升,由1936年的4万余人,增至1945年的8万余人。

 

为了让教师全力投身于教育,国民政府在保证教师待遇方面也做出了极大努力。1940年以前,后方大学教授平均每月可获得200余元左右的工资,收入虽不如战前,但较之大城市,后方物价低廉,其实际购买力较之战前并无多大下降,某些教授甚至把课堂搬到了餐馆里。学生方面,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罗文锦,1940年以前“每月可领贷金法币八元,以六元缴纳学校伙食,剩下二元做零用”。当时,八块钱的购买力是相当高的,西南联大“学生的伙食费1938年每月7元,还可以吃到肉和鸡蛋”。但是,在抗战进入最艰难时候,大后方的生存也进入了临界状态。一些大学生也不得不到一些中学任职以维持生存(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杨振宁就曾到中学任职);一些教授不得不摆摊变卖财产以维持生计,闻一多都上街刻卖印章。整个教育界的生存勘忧,但是当时的整个教育界的学者仍然默默地坚守自己的岗位,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职责。这些情况反映到国民政府后,当时的教育部从艰困的经费中拿出了一部分钱补助困境中的教师。消息传到西南联大后,西南联大校委会召开会议,最终作出了一个决定:所有的教师集体联名拒绝政府的救济!因为在教师们看来,“在全民族都为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在大后方还有许多的人民生活比我们还要艰难,面对中国的百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接受政府的补助呢?还是让这些补助用于抗战吧。”

 

1940年,因日军的封锁,大后方物价暴涨。教育部及时制定《战时救济大中学生膳食暂时办法》。该办法要求财政部于每年的一、七两月向学生预发半年的救济费和生活费,由各校支配,目的是使各校可以在春季一、二月间和秋季七、八月间尽量购买粮食储存,以备青黄不接时的粮价高涨。该办法实施三年后,又做了一次大的修订,负责救济大中学生膳食的部门,由财政部变换为粮食部。如此修订,原因在于各地粮价不同,荒歉地甚至无粮可购以及粮价持续上涨等因素,使得财政部的统一拨款无法做到因地制宜,故改由粮食部向师生员工“免费发给公粮”。此一时期,大、中等学校师生的生活水准虽然大幅度下降,但薪水之外,尚有政府补助的“平价食粮代金”,较之其他公务员(如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已算比较好的了。《中央日报》1942年社论明言:(公务员)靠薪水收入维生者,早已靠典卖度日,生活苦不堪言。

 

由于政府对教育真金白银的投入,在战火纷飞的情况下,硬是为学生放下了一张安静的书桌。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一如前述,即使职业教育,在校学生人数也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而这些成绩,都是在艰苦的战争中取得的,是在国家丧失了大部分财源的情况下取得的。

 

三、西南联合大学——一所仅仅存在了8年的战时大学创造了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神话”,不仅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更被誉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说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是一个奇迹,最典型的莫过于西南联合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至1946年结束,与抗战同岁,坚持办学整整8年。在当年抗日战争的危局和极为艰苦的办学条件下,北大、清华和南开这三所久负盛名的大学,在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校长的引领下,精诚团结,密切合作,依照当时教育部的指示,在云南昆明一起组建了这所特殊的大学。短短8年多,“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惊谔”(碑文中语),培育了众多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人才(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等一大批科学家都曾毕业于这里),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以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伟大奇迹。奇迹的出现植根于联大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正如联大校歌《勉词》所言:“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奇迹的出现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这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价:“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汪曾祺毕业于西南联大,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通才教育”,即“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据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联大租借的农校的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及学生。其中的学生就有以后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徐贤修和钟开来。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其中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立马站起来走上前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这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大约又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赵瑞蕻先生认为,此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在抗战中崛起的还有被誉为“东方的剑桥”的浙江大学。1937年8月,日寇进攻上海,逼近杭州。校址在杭州的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的带领下,举校西迁,开始了一次“文军的长征”。在后有追兵,上有敌机的险境下,横穿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6省,行程2600余公里,历时2年半之久,最终迁至贵州遵义、湄潭等地,扎根穷乡僻壤,坚持办学,从1940年到1946年,长达7年。西迁办学,浙大在艰难中崛起。从1937年离开杭州,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迁返杭州,浙大已成为全国著名高等学府,办学规模也在战乱中发展壮大。西迁前浙大有文理、工、农3个学院,16个学系,70名左右教授、讲师,600多名学生。当浙大1946年回到杭州时,已有文、理、工、农、师、医6个学院,25个学系,200余名教授、讲师,2200名学生,规模比西迁前扩大了3倍多。

 

西迁办学,条件极为艰苦,师生工作、学习常常就在一个个山洞、破庙里。就是在这些山洞和破庙的一盏盏昏黄的桐油灯下,教授们写出了一篇篇科学论文。许多著名学者如卢鹤绂、苏步青、陈建功、贝时璋、谈家桢、罗宗洛等,一生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这里取得的。苏步青在微分几何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被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王淦昌1942年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的著名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就是在这里写成的;在湄潭的唐家祠堂,谈家桢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并用两年时间搞清了其中的机制和规律,这一成果在1946年美国《遗传学》杂志发表后,引起国际遗传学界轰动,被称为是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浙大西迁培养的1300多名学生中,也是人才百出,涌现了诸如李政道、程开甲、谷超豪、施雅风、叶笃正等精英。据不完全统计,在当年浙大任教和求学的师生中,后来有50人当选为两院院士。李政道曾说,一年的“求是”(浙大校训为“求是”)校风熏陶,发端了他几十年细推物理之乐,给了他攀登世界高峰的中华文化底蕴。

 

1944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社30周年年会在湄潭文庙的大成殿召开,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李约瑟到会致词,并参加了竺可桢主持的讨论会,成为当时国内的科学盛事。李约瑟在湄潭呆了一周,浙大师生学术氛围之浓、研究水平之高,让他惊叹不已。他在为浙大师生作“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演讲时,称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个抗战期间组建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7年平津沦陷,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3所院校于9月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太原失守后,西安临时大学又迁往陕南,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共设6院23个系。“并序连黉,卌载燕都迥;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汉江千里源蟠冢,天山万仞自卑隆。文理导愚蒙,政法倡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明医弱者雄,勤朴公诚校训崇。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西北联大的校歌唱出了西北联大的教育志向。1938年7月,工学院单独设立,称国立西北工学院,农学院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称国立西北农学院,教育学院改称为师范学院。1939年7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又改称为国立西北大学,共有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医学院4个院。随后,师范学院和医学院相继分别独立为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文理、法商学院则成为西北大学的主体。1941年后,西北师范学院迁往兰州。抗战胜利后,西北工学院大部分师生返回天津,与泰顺北洋工学院、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北洋大学北平部等合并,复名为国立北洋大学,但也有一些教师留在西北工学院任教。西北师范学院师生多数迁回北平恢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也有部分教师留在西北,任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教师,而西北农学院则一直留在了陕西杨凌。西北联大虽然远不如西南联大那么出名和有成就,仅仅存在了一年多,但这次组建却为原本教育落后的西北带来了大量优质教育资源,为后来全国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奠定了基础。

 

除了规模扩大和数量的增加,国民政府也高度重视大学的科学研究。教育部于1938年特地拨经费给国立大学,令其恢复因战争而停办的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并酌情增设新的研究所。1938年到1944年,经济部共获准专利423项,是从民国初年到战前专利总数的182%。时任驻华参赞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这七年间的科学进步与贡献,比起过去30年来,在质在量皆有增无减。”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还选拔了1566名的自费或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和欧洲各国,其中包括了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黄纬禄、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彭桓武、屠守锷、郭永怀等8人,超过了“两弹一星”元勋总数的三分之一,另外还有杨振宁。当时在国外还约有2500名中国公费、自费留学生,其中家乡沦陷,断绝了经济来源的约占60%,国民政府也决定拨款给予资助,总计数额达数十万美元(留美中国学生月津贴75美元,当时美国教师的平均月薪不过120美元)。

 

1999年9月18日,23位科学家和工程师被颁发和追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23位专家被称为“两弹一星”元勋。当检视这些元勋的简历时,会发现一个惊奇的现象:他们当中不少人的大学生涯是在抗战时期大后方度过的,并随后被国家派遣出国留学。

查建国评现实的“文明冲突”

October 11, 2017

——查建国点评之595

“文明冲突论” 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其要义是,在资与社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斗争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将明显下降,西方文明同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之间的冲突将占据突出位置,甚至会决定国际政治的走向。

20多年过去了,国际政治冲突却出现了多元碎片化的混乱状态。一方面意识形态斗争仍很激烈,朝金在核武上,中国大陆在人权上都与美为首的自由世界激烈博弈。另一方面各文明内部冲突加剧,占据突出位置。如:(1)伊斯兰文明中的伊教极端恐怖组织残害人中穆斯林占95%,而打击伊教恐怖组织的主力是穆斯林军队;(2)中东什叶派与逊尼派斗争的风头超过巴以之争;(3)在乌克兰,同属东正教、基督教文明的俄乌之争成国际热点;(4)同属儒教文明的两岸中国人斗得不可开交。

中国大陆新领导倒是颇为自信,提出继承中华文明“和合” 理念,形成“合作共赢、和平发展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位一体的外交新理念。新“核心” 常常爱引儒家经典,他要从毛的“马克思十秦始皇” 变成“马克思十孔夫子” 吗?对外求合是为内稳,对内可没一点“和合” 了,是顺昌逆亡的秦始皇面目。中国文明在新时代如何传承、鼎新倒是东方文明内部一大时代课题呀,这也可能要在与其它文明的冲突中完成吧。
2017 / 10 / 12 北京

航亿苇:大家一起说真话了,一起觉醒,就都不必害怕了

October 11, 2017

2017-10-11  人生茶馆

这是木先生给我的一篇命题文。老航虽然以前写过类似的文章,但这个话题虽然古老,太老生常谈了,却值得一说再说,一侃再侃。为什么要说真话?看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幼儿园不能幼儿园的一个问题,实际却是很难的人生问题,也是很诡异的世界性难题。

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一天说过多少次谎话?一个月说过多少次?一年又说过多少次?诚然,有些事在有些场合和有些时候,必须有所权宜;有些谎话,出于善意或者避忌。孩子怕吃药打针,你告诉他一点都不苦,一点都不疼。有人刚刚失去亲人,正在悲痛之中,这时候,你发现他/她的配偶不忠,一般是不敢告诉他/她的,就怕人家痛上加痛,一时想不开。但是,在不少情况下,许多人的谎言并不是出于善念,而是有些自私,甚至是有些邪恶的目的,并且,形成的后果常非常坏。

在企业,经常发生这样的状况。有件事没做好,老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比如一批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客户纷纷要求退货,事情大了去了。究竟是谁的责任?有责任的人一定设法推诿,最后很可能搞成不该担责的人或责任轻微的人反被老板臭骂一顿。在政府机关,得知某官员即将撸下来,而你很可能就是接替者。这时候,你很自然的做法,不但不会向那倒霉蛋说真话,还多半设法误导他,最好再让他犯个什么事,好让你早点上位。

一般人际之间谎言,危害性有限。怕就怕重大的社会谎言。像股市即将崩盘时,有人(机构)为了成出逃,故意散播还要急升的谎话,让一般股民变成接盘侠。某个集资诈骗的骗局,却常常是名人、媒体、官员共同为之站台,说什么新型理财,为国投资,前途光明。某些政府官员为了自己官位而欺上瞒下的谎言,那就更加五花八门,无所不用其极了。这些毒性很强的谎言与欺骗,有时可以引发社会大动荡。

我们普遍无法忍受到处是谎言,到处是欺骗的社会。

我们无法忍受夫妻、亲友、好朋友的谎言。人生本来就很累,可有许多痛苦,就是来自你最亲近的人对你的一次又一次的欺骗。

我们无法忍受一个到处都是坑蒙拐骗的社会。走到大街,不敢随便与陌生人说话;在社交网路上,总是怕又有什么花样让自己给中招了;在自己的工作单位,同事说什么话,都得用脑子过一过,就怕人家又蒙了你。如此的社会,只能让人心伤心寒,产生没完没了的愤懑情绪。

我们无法忍受高高在上的官员满嘴跑火车。公权力部门,都是我们纳税供养的。本质上,即便不说他们是仆人,我们是主人,那他们也只是我们拿钱雇用的人。他们对我们吹大牛,说谎话,拿我们的钱还打我们的脸,那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我们必须活在真实里,而不是活着幻觉中。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出发点。而对社会、民族、国家来说,失去了真实,那最终将无可避免地失去国运。像当年义和团那样的荒唐,大跃进那样的虚幻,都曾给我们的国家与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说真话,办实事,实事求是,原本应当是寻常的基本生活准则。那为什么又总是那么难呢?甚至,有人还得为说几句真话而付出惨重的代价?原因无非是涉及到利益与权利之争。有人在那里坑蒙拐骗,你把他的谎言揭穿,那他就骗不成人了;有官员在那儿扯谎,欺骗上级又哄骗下级及民众,你揭了他的老底,他非但要丢官,而且可能还要面临牢狱之灾,那他还不与你拼命?

那又为什么在某些地方或某些国家,又可以没有那么多谎言与欺骗呢?一种状况是民风纯朴,大家普遍道德高尚,深知骗子害人害己没有好下场,那就不用骗来骗去的了。一种是讲法度,或者说大家必须坚守契约的规则。谁扯谎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那还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呢?哪一种状态是我们最好的选择?最好是两种都有,相得益彰。若不能两全,则应先选法度,也就是法治。

真实的本源出自于善良。要你的所言所行对得起天地良心,那就必须真实。真相是寻求得来的。有许多欺骗披着皇帝的新衣,那就要求你敢去面对,敢去大声地说出来。有时,一个人、两个人说几句真话,可能相当凶险,但大家一起说,就都不必害怕了,害怕的反而是那些骗子,他们自己造的孽,到了要偿还的时候。寻求真相,或者说全民都有了那样的勇气,就代表一种社会的觉醒,时代的觉醒。大家都醒来了,骗子再厉害,再怎么用尽心机,也徒劳枉然。再一点,也只有尊重事实的真相,才会形成社会的共识与基本价值观。人骗人的社会,最终一定是一盘散沙,一群散兵游勇。在大风大浪处,你一堆散沙,还不是瞬间就被冲散了?在世界民族之林,你一群散兵游勇要与列强争个高下,怎么可能?

“老航四求”,求真、求知、求理、求智,求真是第一步。我以为在人生路上,在对社会与世界的认知上,真是知的前提,有了真与知,方能让人明理,而在真、知、理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你的人生智慧。


航亿苇文选

愚蠢是通向卑鄙的犯贱证  恨日本或许恨在唐,恨韩国或许恨在明  贪官与背叛,逃不掉的人生诅咒   波多黎各要变美国第51州,送嘴的肉老美为何不吞?   中国奴才文化的病根儿   这才是天下第一恨案,虽改正仍让人痛   超级高铁干掉高铁不可避免,马斯克太恐怖   真爱国,就一定会拒绝莫名其妙的荒唐 杨振宁无需爱国加持,弃美籍仅为个人精神依归  美国历史最大最狡猾的一个政治阴谋  乐天与萨德,讲的无非一个理  “美国吓尿了”,吓尿体横行的社会原因 “分遗产”之黑,不过是对杨振宁又一轮侮辱   思想才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只能排第三      杨振宁干了哪些坏事?干了哪些正事?    反萨德?反乐天?还是反愚蠢?   向极端派屈服,就是与邪恶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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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伟:收复人性回归常识不是一个道德期待

October 11, 2017
2017-10-11 刘亚伟 刘亚伟说

刘亚伟,笔名亚子,1953年生于山东曲阜。北师大研究生学历,自由作家,独立学者。致力于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现代性转型。近期有《自我启蒙与救赎》系列讲座。

 


 

1、现在谈人性的收复,如果只是理解为是一个道德期望,那不是我的本意。我更多关注的是对个人权利的承认、尊重和保障。这一点更好像是对传统道德的否认,因为在传统道德中是没有个人权利存身之地的。

 

收复人性、回归常识,指的是回归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常识性的社会;是对人性的丰富、幽暗、捉摸不定特点的正视;期待的是权利意识、契约意识、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是对规则的遵奉,对信用的守护,对他人感受的顾及。

 

2、有朋友问:现今中国社会的底层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小矛盾引起的激烈冲突越来越多,其缘故为何?

 

我的回复是:价值观混乱,权界不清,法治不彰,公权力无孔不入,投机行为成了常态,故而社会乱象丛生。只有当个人价值得到确立,中国社会才会进入一个正常的道德秩序;只有个人利益得到社会承认和法律保护,整个社会才能找到一个立足点,重新出发。

 

3、无论是领袖还是平民,是富翁还是乞丐,是精神巨人还是一介懦夫,都是肉体凡胎,身上都带着人性的弱点。

 

4、人性是先验的,不可改变的,与人性为敌,无疑是自取羞辱。人性中的趋利避害,对自由的向往,是推动人类文明向前演进的最终的不竭动力。

 

5、主张自己的权利,意味着让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人,意味着脱离某种庇护,独自面对和承担作为一个人的全部责任。在当下这个社会,意味着一种自我放逐。

 

而这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一个专制社会,习惯了被组织安排,被命令,被教育,失去了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自我生存能力的人,是可怕的,就像一个习惯了监狱生活的老犯人,一旦被重新抛入社会,他会无所适从,恐慌焦虑不安。

 

不仅如此,他可能还会产生一种羞耻感。因为,传统道德的主要功能是约束个人行为,以维系传统社会秩序的,当你试图走出这种传统, 那些选择服从和听命于专制权力的,还在社会上占多数的人们,会把他视为害群之马,妨碍了他们继续做梦和睡眠;或者是把他看作不懂人情世事的傻瓜、头脑简单的莽汉。

 

这时就会有许多不名誉不道德的帽子标签等看他,自私自利、不顾大局、爱走极端、愤青、充能、抹黑国家,破坏团结,唯恐天下不乱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甚至是汉奸、带路党,卖国贼。就这些吓人的大帽子,也足以使许多人刚刚迈出或抬起的脚收回去。

 

6、言必称我们的时代过去了,逃避不了的时代来到了。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应该对自己负责。

 

需要你站出来说话,别拉上别人,你混蛋你狗熊你下贱你无知无思无德,抑或你光荣你耀眼你明白你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别扯上别人,你就是你,别说什么我们

 

自称“我”的,是一个独立正常的人;而在该用的地方自称我们,多是缩头乌龟。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怀着温情,追求正义。

五柳村2017年10月12日(星期四) 下午2:47收到

李新宇:袁世凯是“窃国大盗”还是“共和元勋”?

October 10, 2017

2017-10-10  近现代史研究通讯

现代中国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就像中国当下的天气,某些时段,某些区域,肯定要被裹在重重雾霾之中。民国初期那16年,就是这样的时段;许许多多的政治人物,就是这样的区域。

由于当时一任又一任的领袖们,都与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暴烈派”矛盾难以调和,又由于后来恰恰是“暴烈派”竞选无望而另辟蹊径,以武力夺取了政权,民国易帜,党国建立,教科书也要“符合党义”,那16年中世界公认的合法政府就成了“北洋军阀政府”,那16年就成了“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党国的史家与他们的革命领袖一样,并不顾惜辛亥革命的成果,面对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个新生儿,极尽摧残和抹黑之能事。于是,那些在民国初期担任过领导职务的人们,包括终结帝制开创共和的元勋和历任大总统们,在党国的教科书和历史叙述中就都成了反面人物。直至今日,这种情况仍然难以改变。台湾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卓有成就,但从郭廷以等人开始,到现在的张玉法等人,材料的梳理不算不详,但党派偏见却未能挣脱,因而留下了诸多遗憾。

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大陆与台湾对现代中国的叙述有诸多不同,比如对北伐战争的叙述,对1927年“四一二”“清党”或“大屠杀”的叙述,对蒋介石领导抗日战争还是毛泽东领导抗日战争的叙述,对1949年“解放”或“沦陷”的叙述,对“旧社会”与“新中国”的叙述,说法终难一致。但是,面对民国初期的“北洋军阀”,却是异口同声。之所以如此,原因并不复杂:后来敌对的双方,当时还是革命同志,共同在苏俄指导下致力于推翻当时的政府,共同的履历决定了共同的话语。

海峡两岸教科书和历史叙述的这种一致性,留下了严重的后果。因为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整体笼罩被撕破之后,来自台港和海外的声音成为人们寻求真相的重要参照。试想,当人们带着对谎言的怀疑去求证于另一种言说,遇到的却是同样的谎言,对这求真的步履是一种怎样的障碍!一些反叛者艰难地突破了第一次谎言,却在第二层谎言面前止步了。当下中国毛粉众多,那是红色年代的遗产;而一些叛逆者成了“孙粉”和“蒋粉”,正是这种状况的产物。在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口号失去号召力之后,就像有人相信只有孔孟之道能够救中国一样,有人则坚信只有三民主义能够救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带着来自现实的痛感回顾历史,导致了持续的“民国热”,但从出版界显示的情况即可看到,在许多人那里,所谓民国,却往往是青天白日之下的党国,而对被党国所取代的那个民国,常常所知甚少。先贤曾经告诉我们,秦始皇之所以吃亏,在于秦帝国二世而亡,如果它有几百年天下,后人记得的,就只是始皇帝的伟大和英明。

在被涂抹和丑化的民国元勋和领袖人物中,第一个就是袁世凯。根据流行的教科书,讲到袁世凯,总要突出以下三点:一是“窃国”——“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二是“卖国”——“接受日本人的二十一条”;三是“复辟帝制”——千方百计做皇帝。

然而,只要我们穿越党派之见的雾霾,回到历史现场,事实向我们展示的,却是另一种场景,另一种形象——

 

 

一、“窃国大盗”还是“共和元勋”

 

我与我的同代人一样,早已习惯了把袁世凯称作“窃国大盗”。因为由教科书所造就的那些先入为主的基本知识,人们一般不会怀疑,自然不去审视它。产生疑问,往往是遇到了问题,或者遇到了不同知识的挑战。我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看到了收藏家手中的两张图片。革命成功了,终结帝制,创建共和,这自然值得庆祝,开国元勋也要被广泛宣传。1912年的中国,为了庆祝帝制的终结和民国的诞生,有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一些宣传画就产生于庆祝活动中,有的还被印到了某些商品的包装袋或包装盒上。

 

两张画片都是套色彩印,一张标题是《共和三杰》,三个人物头像呈A字形排列,中间高的是袁世凯,两边是孙中山和黎元洪,略矮一些。另一张标题是《中华民国共和四杰》,四个人物头像呈菱形排列,中间上面是孙中山,下面是黄兴,左边是袁世凯,右边是黎元洪。

显然,这两张图片透露着不同的派别倾向:一张以孙中山为中心,大概是孙氏的追随者所印;一张以袁世凯为中心,可能是袁氏的拥戴者所为。

初次看到时,我多少有点吃惊。因为它与教科书所给予我的知识相差太远。但更让我开眼界的是,无论“四杰”还是“三杰”,竟然都有袁世凯!如果说以袁世凯为中心的那一张“三杰”是当时的袁派所印,那算不了什么,自己人吹捧自己的领袖,是不算数的;可是,以孙中山为中心的“四杰”,应该是亲孙的革命党人所印,竟然也没有忘记袁世凯。这就足以说明,袁世凯作为共和元勋,是当时的人们所公认的。

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我们一直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但民国初年的人们却把他看作“共和元勋”,他到底是“窃国大盗”还是“共和元勋”?这就不得不回到历史现场进行考察。

 

1、受命于危难之时

革命爆发,大清帝国处于严重危急之中,哪个能臣良将能够为朝廷解危?朝野上下加上外国人,同时想到了袁世凯。

当然,摄政王载沣并不情愿,但奕劻、徐世昌、那桐等大臣竭力保举,他也只好同意,于是于 1014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令其担负平乱的使命。

上谕一出,许多人都松了一口气,似乎变乱立即可以平息。外国人也普遍认为:“袁世凯是一具强有力的人物……在这个国家碰到空前困难的时期,如果还有人能够出来挽回局势,我们相信,也只有袁世凯了。”[1]

袁世凯真有这个能力吗?真的能扶大清国于既倒吗?清国朝野看得不错,外国人看得也不错,他的确有这个能力。

袁世凯不是一般人物。此时的他虽然已经归隐三年,却仍然是朝野皆知、家喻户晓。

当年李鸿章去世之际,也是大清国的一个危亡之秋,李鸿章是忠臣,临终之际,要为朝廷选一擎天柱。环顾宇内,他选择了袁世凯。于是,袁世凯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替了李鸿章当年的位置。正是在这个位置上,袁世凯苦心经营,扩充实力,编练新军,掌握了帝国的命脉。

可是,清廷对汉人的使用一直处在一种心理矛盾之中。自己的子弟是那么不中用,所以不能不用汉人,但对汉人却是从来不曾放心。慈禧太后看到了袁世凯的能力,也看到了他的忠心,但他能力越大,太后的心中就越是不安。她希望袁世凯是又一个曾国藩,可是谁能保证呢?于是,1906年,趁官制改革之机,设立陆军部,以铁良为尚书,一统全国军权。太后知道,铁良与袁世凯是对头,可以制约袁世凯。

袁世凯深知太后的忧虑之所在,立即上奏,主动把北洋六镇中的四镇划归陆军部。接下来,慈禧命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交部尚书。这看上去像是提升,实际上却是让袁世凯离开他的根据地,成为架空的军机大臣。朝廷当时还没有想到问题竟是如此严重:北洋军无论划归哪里,都仍然是袁世凯的队伍。而且,正因为划归陆军部,才使它进一步膨胀开来,控制了北方大部。

慈禧对袁世凯有所警惕,但她懂得,对于这种足以决定国家兴亡的能臣,特别需要“优礼”。即使控制他,也要使用温柔的笼头。但是,慈禧一咽气,情况就变了,年轻的摄政王无法容忍袁世凯。

按照一般的说法,当年袁世凯背叛了光绪,作为光绪的弟弟,载沣自然要为哥哥报仇。但究其实际,摄政王除掉袁世凯的动机,并不仅仅是兄弟情义,而是袁世凯对皇室权力构成的威胁。袁世凯越是有实力,年轻的执政者就越是睡不踏实。这样一来,袁世凯的日子就注定不好过了。

1908122日,溥仪登基,照例对大臣示“恩泽”,赐庆亲王奕劻“亲王世袭罔替”,赏袁世凯、张之洞太子太保衔、用紫缰。御史江春霖上折奏称袁世凯不配得此优赏。载泽等人乘机进言,建议设法除掉袁世凯。这很对载沣的心思,马上让人拟了一道把袁世凯革职治罪的谕旨,然后找庆亲王奕劻、张之洞商量。庆亲王一听就摇头,并且提醒载沣:杀袁世凯以什么罪名?北洋军造反怎么办?张之洞也提醒载沣,不可轻易诛戮大臣。作为刚刚上任的摄政王,载沣还没有力量抛开军机处独断专行。不过,袁世凯可以活命,但权力必须剥夺。所以,谕旨修改多次之后,最终是让袁世凯“回籍养疴”。没有罪行,也没有过错,唯一能找到的理由是“现患足疾,步履艰难”。

袁世凯心里明白,所以什么话也不说,赶紧逃命,离京回家去了。

后来的人们谈到袁世凯回家隐居的日子,常常说他伺机而出,因为这样才更容易把他打扮成一个阴谋家。其实,考察袁世凯当时的情况,能够全身而退,已经是万幸,妻妾儿女一大群,得享天伦之乐,他很知足。当然,与朝廷大臣、社会名流的交往是不可避免的。《袁世凯未刊书信稿》存了他748封信,收信者包括亲王、督抚、州县官员多人。但信中的内容无不在宣告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结,而且绝无再起的野心。此时他做的,也是经营实业,修建宅第,书写《家训》,教子读书。与文人墨客往来,吟风赏月,诗酒唱和。这不是附庸风雅,而是真实地享受生活。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洹上村时,袁世凯正在做寿。消息传来,他马上让人撤去酒宴,赶走戏子。他知道,自己清闲的日子又结束了。果然,两天之后后,朝廷电谕到了:起用袁世凯任湖广总督。

手下人兴高采烈前来道贺,袁世凯却一脸木然,头都不抬。他知道,朝廷已经任命荫昌负责武昌平叛,他去做湖广总督,无形中就成了荫昌的副手。就这样起用吗?袁世凯当然不愿上任。既然当年朝廷以“足疾”为由将他罢官,现在这“足疾”就不能好得这么快,袁世凯上折称: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他没有彻底拒绝,但“足疾”未愈,手臂又有了毛病,一时无法上任。

这时荫昌已经赴任,开始品味带兵之难。有人说过,“中国之军人,只知有主将,而不知有国,何君之与有!”[2]说北洋军只知有袁世凯而不知皇帝,这话未免过分,但北洋将领愿意为袁世凯效命,而不愿听从别人指挥,却是事实。前线征剿不利,朝廷自然又想到袁世凯。千方百计要他复出,袁世凯提出了六个条件:1.明年即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宽容参与此次事变诸人;4.解除党禁;5.须授予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6.须予以十分充足的军费。

 

面对这些条件,朝廷当天就下了一道上谕,对“从乱者”一概既往不咎,此后各地若查获党人名册,一律予以销毁。然而,对其他条件却没有做出反应。袁世凯当然不着急,等着就是了。

形势急转直下,几年新政所经营的太平盛世,因武昌的一把火而原形毕现,忠臣良将原来不多,人心所向也是假的,帝国早已分崩离析。虽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这只骆驼已经腐败透顶,骨架也已朽坏,平日里民众和大臣迫于淫威而三缄其口,让它披了虎皮立在那里,奴才们不去碰它,它就自以为仍然强大。谁也没想到的是,武昌的士兵轻轻一碰,它就一节节断裂倒塌,大清帝国竟然那么快!

袁世凯已是全部希望之所在,不仅清廷官员普遍认为只有他能够收拾残局,而且洋人也这样认为。莫里循在他的私人信件中说,袁世凯“是唯一可望从目前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一个人”。[3]朱尔典多次拜访庆亲王奕劻,建议清廷起用袁世凯。各国公使也纷纷附和,对朝廷施加影响。他们宣称,清国的目前情形,非袁世凯不足以稳定局势。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说:“当前这种局面,我是想不出好办法。袁世凯的识见、气魄,加上他一手督练的北洋军队,如果调度得法,一面剿一面抚,确实有挽回大局的希望。”[4]

载沣等人清楚地知道,用袁世凯等于玩火,但眼下的问题是:如果不用袁世凯,大清国马上就要亡在黎元洪等人手里。1027日,朝廷发电谕,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他指挥军队的全权。并且特别说明,陆军部、军咨府不能对他“遥制”。紧接着,111日,摄政王被迫解散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负责重组内阁。

袁世凯出山了,112日就攻下了汉口。然后把前线部署停当,13日进京,三天后即组成了新内阁。

1027日,在写给《泰晤士报》总编的信中,莫理循转述了日本驻华武官青木宣纯的评论:“如果这场革命或许不是清王朝的结束的话,它肯定是中国长期为之受苦的无道的暴政的结束。袁世凯的权力时时刻刻在增长。他会拥有独裁权力。他能得到他所要求的任何条件。他是皇室的唯一希望,他在中国有信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唯一可望从目前的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一个人”。117日,袁世凯抵达北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莫理循在写给伦敦的信中说:“袁世凯到北京以来表现十分好。他显示出上乘的政治家品质,并且逐渐成为局势的主宰者。所有的事情均取决于他。万一他被暗杀,则将出现混乱。然而他被刺的危险总是存在的”。1213日,因为停战,莫理循得以南下汉口采访。这次南下使莫理循坚信:“一定会出现一个共和国,而袁世凯只要在此期间不被炸死,会成为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2、“养寇”不只为“自重”

袁世凯出山之后所做的事,是当时的人们所关心的,也是后来的史家所关心的,但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人们的看法大不相同。

许多评价都已形成简练的词语,“养寇自重”就是其中之一。很显然,用这个词语评价袁世凯,是从清廷立场上说的,但如果不计较“寇”的政治派别色彩,所说倒也是基本事实。因为袁世凯在出山之后,并没有全力平叛灭“寇”,而是选择了议和之路。

仔细想来,“养寇自重”本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将军们保全自己地位的法宝,因为“兔死狗烹”是中国历史上一再上演的传统剧目。试想,如果国家没有贼寇的威胁,怎么舍得拿出大把的军费?这一切,袁世凯当然明白。更为重要的是,他知道这个王朝的腐败与愚顽,知道朝廷已是扶不起的阿斗,也知道世界大势的必然走向。历史经验和世界文明的走向告诉他,无论为自己还是为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群,都不能致力于剿灭民军。袁世凯曾是清末新政的推行者,深知宪政是文明进步和富强的必由之路,又深感在愚顽的专制统治之下改行宪政之难,所以,他不会错过眼下这个难得的机会。对于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他也清楚,知道此时他拥有的资源,民心所向,大多数国人认为大清国“非袁不可”,洋人也认为“非袁不可”,他的出山又证明就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非袁不可”。这个国家的确离不开他袁世凯,国人的命运也系于他袁世凯。那么,利用这次机会,至少可以推进宪政的实行。这一切,在他出山前向朝廷提出的条件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不愿做第二个曾国藩。他相信自己有力量年扑灭革命,却不想扑灭革命。中国的专制统治者历来如此,没有外部的强大压力,是不会妥协和让步的,甚至不愿丢掉一点点儿特权。只有在外敌或内乱的强大压力之下,才可能被迫改变点什么。出山之际,袁世凯并没有想到自己会与黎元洪等人联手完成中国历史上一场划时代的革命,更没有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设想,他所设想的,只是结束专制而实行宪政,使国家成为立宪国家。他知道如果没有革命的压力,他即使身为内阁总理大臣,说到底也是皇家的奴才,因为不姓爱新觉罗,就没有资格分享大清帝国的主权。在这样一种家天下的专制体制之下,要结束那种由王爷贝勒们的操控的统治,是极为困难的,因为凡是重大的改革,不能不有损皇家的利益。而皇家所设想的改革,却是改革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利益,使他们的统治更加稳固。所以,作为皇权体制中的改革派领袖,作为竭力推行新政的主将,袁世凯当然要珍惜这个机会,珍惜革命给旧体制带来的压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要感谢黎元洪,因为正是他领导的辛亥革命,为袁世凯提供了一个逼迫朝廷妥协的机会,给实行宪政带来了曙光。当然,黎元洪和独立各省的都督们也要感谢袁世凯,因为正是他的出山,为革命带来了福音,可以不必付出太多的鲜血和生命,就可以获得成功。辛亥革命之所以那么容易地获得成功,就因为是这样两位杰出人物相遇,他们不是洪秀全、张献忠、李自成那样的领袖,也不是曾国藩那样的领袖,不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那种革命狂或镇压狂,他们都具有现代理想,具有浓浓的人道精神。所以,仗还是能不打就不打。而这一切,又更地多取决于袁世凯,因为无论兵力还是财力,民军都是弱势的一方。革命者有幸,这位大清帝国的钦差大臣和内阁总理大臣,以他特有的谋略,没有扑灭革命,而是与革命相配合,走出了一条终结帝制、创建共和的特别道路。这条特别道路,是一个奇迹,也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为光辉的一章。

一切都是从议和开始的。袁世凯尚未正式出山之时,已经致力于铺设与革命军的议和之路。早在1019日,袁世凯就把他的旧部刘承恩召到彰德,请他与黎元洪联系。因为刘承恩是湖北人,而且在湖北练过兵,与黎元洪算是旧交。秉承袁世凯的旨意,刘承恩捎信向黎元洪传递了袁世凯可以与革命军议和的信息。但是,黎元洪没有反应。刘承恩又以“乡愚弟”的名义给黎元洪写信,黎元洪仍然没有回复。111日,也就是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当天,刘承恩又给黎元洪写信,因为信中带有劝降色彩,黎元洪很不高兴。东方长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开国都督黎元洪,虽然为人厚道,说话温和,但毕竟是可以一肩担起一个国家的杰出军人,有勇有谋有风度,以区区一个协统对阵大清帝国的三军统帅,却不曾被吓住,不卑不亢,充分显示了革命领袖的气派和风度。正因为这样,袁世凯可以看不起孙中山,可以看不起黄兴,却始终没有小看黎元洪。当时采访黎元洪的英国记者埃德温报道说,黎元洪看了这封信,笑了笑,随即扔在地上。他对记者说,他个人对袁世凯表达友好的问候,对他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表示祝贺,但要革命军与他讲和,显然还不是时候,什么时候呢?要等革命军挺进北京之时!

112日,黎元洪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语气相当强硬,但并未把议和之路封死。他在信中呼吁袁世凯站到革命一边来,共同改变国家的现状,共谋中华历史的伟业:“公果能来归乎?与吾侪共扶大义,将见四万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5]

与一些革命领袖的唯我独尊不同,黎元洪是理性的,知彼知己。他与袁世凯,作为敌对的双方可以对壘,但如果袁世凯能站到革命一边来,他就会拱手让出领袖的位置。这是革命阵营中首次透露可以请袁世凯做未来大总统的信息。

就在这一天,清军攻下了汉口。对袁世凯来说,此举是必需的,因为它既可以作为对清廷任命他做内阁总理大臣的回报,证明他的力量;又可以灭一灭黎元洪的气焰。然而,攻下汉口之后,没有乘胜攻取武昌,而是适可而止了。冯国璋立功心切,不愿如此坐失战机,袁世凯为此把电话打到前线,下死令不准继续进攻。史家大多承认,如果冯国璋继续进攻,武昌诸将撑不住,黄兴更撑不住,辛亥革命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不存在了,全国的局势将是另一种态势。所以,革命之所以没有被扑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袁世凯手下留情。

也许与屡屡战败实在撑不住有关,对于议和,时任民军总司令的黄兴似乎比黎元洪更主动,对袁世凯的态度也晚谦和。119日,黄致函袁世凯,信中说道:“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6]

袁世凯接到黎元洪的信,又接到黄兴的信,即派刘承恩、蔡廷幹以他私人代表的名义,过江议和。黎元洪热情迎接,以礼相待,与刘承恩进行了会谈,表明了军政府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于是,议和之路铺平,明智的领袖们图大业而不争权,要和平而不要战争,于是议和之路铺平,这正是辛亥革命一开始就显示的光辉之处。这当然也是列强们所愿意促成的。

从宗社党和一部分遗老的立场上看,袁世凯或许算不上忠臣,因为他们盼望袁世凯出山,本指望他能把革命扑灭,永保大清江山万万年,袁世凯却与叛军勾勾搭搭,狼狈为奸,养寇自重,出卖朝廷,导致爱新觉罗家族失掉了江山。所以,一些满清遗老对袁世凯恨之入骨。但是,从革命的立场上看,从中华历史发展进步的角度看,从中华民国的立场上看,他的贡献极大,而且是开创了一条因独具特色而光照千秋的政治转型之路。无论嗜血的暴力狂们怎样批评它的软弱和妥协,都无法抹杀它的光辉。

 

3、终结帝制的使命

身为大清帝国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却承担起了终结帝制的使命。

设法让清帝退位,把帝国变为民国,把皇权专制变为民主共和,说到底,就是设法让人家把国家交出来,把祖辈打下的江山交出来。这是容易的事吗?试翻古今中外的历史,几人有过如此创举?!

有句话叫“与虎谋皮”,这不仅是与虎谋皮,而且是与虎谋骨谋肉谋心肝,对于专制帝国来说,是要它的命。所以,要完成这个任务,的确莽撞不得,需要勇气,需要智慧,也需要时间。因为稍有不慎,就不仅前功尽弃,而且连脑袋也要搬家。

然而,对于革命阵营来说,自然是越快越好,而袁世凯的速度却有点慢。加之革命党人中的一部分对袁世凯缺乏信任,尤其是同盟会的某些成员,只是关心由谁来摘桃子的问题,尽管无力扭转革命已经形成的局势,无力改写未能领导辛亥革命的事实,却一直在打自己的算盘,所以,就有了在南京提前组建临时政府的事。

 

这件事之所以发生,原因是复杂的。就革命的参与者而言,首先是上海集团与武昌集团的不同算计,加之黄兴与武昌诸将的矛盾,尤其是大元帅选举给黄兴、宋教仁等带来的不快。而孙中山之所以能够当选,除了他从国外带回军舰、枪支和大量军费这些有意制造的舆论影响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独立各省对袁世凯的行动速度不满。就各省代表会议而言,他们自认并没有违背在武汉已经做出的决议: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要虚位以待袁世凯。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同盟会的几个人一鼓噪,他们就顺水推舟另选了一个临时大总统,并不只是因为他们相信孙中山带回了7艘军舰、几万条枪和大把的钞票,如果那样,这些代表们就成了言而无信的势利小人。事实上,大多数代表并非因为几艘军舰和多少军费就抛弃袁世凯;更不是因为孙中山一到上海就“七拉八扯宴议员”。同盟会元老谭人凤回忆说,最初各省代表会议讨论临时大总统人选时,是“主黎者十之六,主黄者十之三,主孙者十之一二”,“迨中山到沪,大开宴会,侈谈清廷借款已被破坏,民军方面如何可望列强投资。而其代为吹拍者,又谓业带款项苦干,且有外国兵船许与帮助。各议员闻而信之,遂于十一月八(十)日开选举会”[7]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的确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但这并不是孙中山当选的主要原因。种省代表之所以同意另选一个临时大总统,并且选了孙中山来充任,事实上是一种激将法,以此督促袁世凯加快终结帝制的速度,并且告诉他:我们并不是非你不可。但他们都很清楚,无论选谁来做这个临时大总统,都只是临时的替代品,并不妨碍大总统的人选。从这个意义上说,选谁都有点无所谓。事实上,如果不是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只靠几个人的活动和军舰军费之类原谎言,孙是不一定能够当选的。看过过南京物馆那枚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章的人,一见之下,大概会像我一样有点惊讶,因为根据设想,大总统的印章应该是金的还是玉的?无论你怎么想象,都很难想象它是半截木头。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当时筹办此事的人根本不重视,这个临时的替代品,还不知用几天,只要袁世凯的使命完成,就扔掉了,何必为此破费?到袁世凯就职的时候,印章当然就正规化了。这枚木头印章,正是当时孙中山处境的绝妙象征。而且,当时的孙中山很好说话,只要让他做,不管几天,不管什么条件,他都无异议。他建议去掉“临时”二字,人们告诉他:必需是“临时”的。他就做临时的。人们告诉他,当选之后必需给袁世凯发一电报,说明自己只是暂代,他也老老实实发了电报。就连宣誓就职时必需说明清帝退位就把位子让出来这样的内容,他也只好接受,写进了誓词。因为这一切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他拒绝,就与临时大总统无缘了。对此,有人曾经说得很清楚:“孙中山回国前,同盟会已经同意立宪派的主张,不以武力夺取政权,把推翻清政府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只等袁世凯压迫清帝退位,即推他做临时总统。孙中山回国后,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虽然选举他为临时总统,但这不过是一种‘激将法’,刺激袁世凯早日表明态度,以免夜长梦多。所以在选举会上又一次做出决定:‘如袁君世凯反正来归,则临时总统当选人即当让位于袁,以符本会议之诺言。’”[8]

 

在如此督促之下,袁世凯加快了步伐,终于不负所望,以和平的方式终结了帝制。谁是帝制终结者?如果宽泛地说,当然应该把孙中山、黄兴、章太炎都算上,把邹容、吴樾、秋瑾、徐锡麟等都算上,把1010日打响第一枪的武昌士兵都算上,否则,只讲哪一个都不公平,但若具体地讲,直接终结帝制的,无疑还是袁世凯。

。。。。。。

在短短的两个月内,使具有两千年传统的帝制和平转换,避免了玉石俱焚,避免了千百万人流血牺牲。这样的奇迹,如果是在今天,是一定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

4、关于“逼宫”

为了让清帝退位,袁世凯的确用了些手段,其中既有对实情的隐瞒,也有对革命党实力的夸张,既曾通过军费施压,又曾利用将领们的通电。正因为这样,素有袁世凯“逼宫”之说。说这话的人多是清廷遗老,他们带着对袁世凯“葬送大清江山”的愤恨,竭力渲染其“逼宫”的恶行。对于革命党人中的暴烈派而言,本来是不反对“逼宫”的,恰恰相反,他们认为逼得还不够,不应该给清廷什么优待,如果以武力攻下北京,就没有这些麻烦,而且政权也不会落到袁世凯手里。所以,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就有人竭力鼓吹北伐而干扰和破坏和谈。但是,到了1928年之后,党国史家为了歌颂自己的国父和丑化当年的政敌,却接过这种渲染,通过国家权威和意识形态的力量传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袁世凯让皇帝退位,之所以做得不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够狠。就算是逼宫吧,他那逼的方式也很温和,很柔软。如果换了别人,快刀斩乱麻,以非常手段处置,事情就简单得多,中外历史上都不乏这种宫廷政变的先例。但是,袁世凯不是那样的人,他也争权夺利,他也杀人,但他顾惜自己的名声,不愿突破某些底线。比如,恃强凌弱,残害无辜,都不是他愿意干的。他不乏手段,但做事却不愿做得太过。面对强敌,他未必没有狠手,但面对此时皇宫里的孤儿寡母,他有种种不忍。面对时代的大变局,一代豪杰也曾心里很纠结。因为在他那里,还有做人的基本道德。

 

隆裕虽然贵为太后,一生的命运却实在可怜。她15岁嫁入深宫,面对的是严厉的婆婆和不得志的丈夫。而且那不得志的丈夫爱的是珍妃,自然让她饱受冷落。婆婆希望她能管住丈夫和皇宫嫔妃,包括那个珍妃,她却实在不能。她被夹在中间,结果是婆婆不疼、丈夫不爱,只有在寂寞中打发时光。后来婆婆死了,但在婆婆死的前一天丈夫先被毒死,她成了年轻的寡妇。6岁的小皇帝虽然身后还有摄政王,却同样无力镇压叛乱,也无力对付袁世凯。名义上的大事需要太后“懿旨”,但太后能有多少主意?自从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主意其实主要来自袁世凯。有时候看上去是庆亲王提议,而庆亲王的主意往往也是来自袁世凯。在这样的格局之下,袁世凯已是事实上的主宰,做事主要靠自律。

袁世凯虽然有时候也很专横,却不愿做《三国演义》里威逼献帝的那个曹操。太后虽然无能,他却要做出臣子的样子。他可以苦口婆心地劝说太后,却不能替太后做主,更不能写好诏书后硬抓着太后的手腕子去盖印。那样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袁世凯却做不出。他希望皇帝退位,却只能跪在太后面前,晓以利害,费尽心机让她明白,最终做出退位的决定。让人把江山社稷交出来,显然比把妻子儿女交出来还要难。何况,大清帝国并不只属于皇帝和太后,而是属于皇室一大群人,哪个贵胄愿意轻易放弃这份家业?所以,隆裕太后很难下定决心。

可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袁世凯知道,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因此,就需要用一点手段。

48位将领联名通电拥护君主立宪,当然是袁世凯操纵的,目的是做给南方看,让革命党人知道,袁世凯并不是好惹的。然后,袁世凯进宫面奏这份电报的内容,同时检讨自己上任以来的诸多失误,提出要引咎辞职。如果在平时,辞职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在此时,却是凯对太后施加的压力。如果袁世凯不干了,让她依靠谁去?隆裕没有别的办法安慰这位老臣,只有从内库拨出8万两黄金,为袁世凯补贴军费。

军饷的确是大问题,但仍然有人强烈地主战。这好像早已成为中国传统,似乎只有主战才是忠臣,主和就是对朝廷不忠。面对这种情况,袁世凯想了一个办法,不用他来说话,111日,北洋全体将领由直隶总督姜桂题领衔发出通电:请求皇帝令王公大臣捐献私财,毁家纾难,共济时艰。

太后正为军费发愁,对此建议当然同意。因为太后知道,王公大臣们几乎个个家财万贯,非常时刻,来点“爱国捐”也没什么不可以。话又说回来,他们的财产无论怎么来的,贪污受贿,巧取豪夺,事实上不都是靠着朝廷而获得的吗?客观地说,王公大臣都是爱国的,因为他们与国家有更多的共同利益。但是,真要让他们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去打仗,却不能不觉得肉疼。所以,这仗最好还是不要打了。

袁世凯所要的正是这个结果:王公大臣们再也不敢轻言作战。

112日,庆亲王奕劻提出了皇帝退位和民国政府优待的问题。大臣们面面相觑,一部分少年亲贵激烈反对。太后一时拿不定主意。

太后对天下情形并不深知,消息都靠大臣们汇报。在这些大臣中,最有见识也最有能力的就是袁世凯,当然就多听他的话。唐德刚研究这段历史,认为袁世凯当年对隆裕太后的策略是分几步走的:“第一步便是以军费无著为借口,把这对可怜小寡妇母子的私房钱,一举花光。其实她母子的私房钱,花不光也。但是这对可怜的寡妇孤儿,那里知道呢?等到太后的‘内帑’花光了,寡妇自觉前途茫茫,衣食堪虞,乞怜于宰相之时,老袁又可以告诉她,兵凶战危,胜败难卜,太后如赞成共和,将来的民国政府会优待皇室,‘优待费’可多至四百万两一年,足可安度晚年。这一来太后就彻底动摇了,一切也就以袁世凯的意志为意志了。”“说穿了,袁某是在‘欺君妄上’,但是欺君以方,比弑君砍头,究竟还要文明多矣。后来小皇帝溥仪长大了,回忆起这时的情况,他记得太后在哭,跪在她面前的一个老头子,也泪流满面。这时‘太后’的确在哭;‘老头子’泪流满面,就在演戏了。”[9]

其实,唐德刚错了,何以见得“老头子”泪流满面就是在演戏?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想一想袁世凯的当时感受,只要他不是特殊材料造成的钢铁战士,此时此刻,就不能不动情。正如他自己所说,袁氏世受皇恩,而自己所受皇恩尤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只为个人打算,人生一世,还求什么?虽然曾经被罢官,但那是载沣的事,未必是隆裕主谋。如果皇位上坐的是载沣,袁世凯也许用不着这样费周折,但事实上不是,此时的皇帝很可爱,隆裕太后好脾气,他们的手上没有鲜血。维新派和革命党之所以能够接受议和,并优待皇室,也恰恰因为这一点,而不是他们忘了复仇。所以,告别革命而以和平演变的方式实现统治者的新旧交替,是需要条件的,那就是统治者手上没有鲜血。否则,血债最终还是要用血来还。对袁世凯而言,隆裕太后的眼泪未必不能打动他。史料证明,袁世凯缺少的,恰恰是铁石心肠。

即使袁世凯无心为太后分忧,也无心为皇家打算,心中全是私欲,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内阁总理大臣,要告别这段历史,奔赴未卜的风雨路,只要是正常的人,也应该有一捧辛酸泪。此时陪太后一哭,可谓正是时候,而且不算不真诚。

哭是要哭的,但大事还要办。

116日,他以全体国务大臣的名义,上奏隆裕太后,奏折讲了许多,诸如:议和不顺,军饷无着,海军皆叛,强邻虎视,辽东告急,人心惶惶……最后说道:“环球各国,不外君主、民主两端,民主如尧舜禅让,乃察民心之所归,迥非历代亡国可比……且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而减皇室之尊荣。……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10]

袁世凯对太后说:革命军兵精饷足,遍地都是,而朝廷缺人少饷,这仗怎么打?将士不乏忠勇之士,打,也许还能撑一阵子,但是,打赢了固然好;如果打不赢,“优待”就得不到了。面对流泪不止的太后,他甚至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自古无不忘之国,亡国之君,身受杀戮之惨,古今中外历史,斑斑可考。今天大清皇帝退位,仍能保持其尊号,并可享受岁费,这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创举。我们在谈判中大费唇舌,好不容易才争得这个优待条例,总算尽了做臣子的一片苦心。”[11]

面对袁世凯的如此表现,党国史家往往指责他耍两面派手段,遗老们也说他是装模作样威胁太后。其实,袁世凯对太后说的,实在是掏心窝子的话。中国历史告诉人们,改朝换代之际,亡国之君大多没有好下场,皇族子孙没有几个能够活下来。袁世凯为大清争得这样的结果,的确是尽了做臣子的苦心。

说到底,对于大清帝国,袁世凯没有为保卫它而拼尽最后一滴血,没有表现出与之共存亡的那份忠烈,但是,作为一个注定要埋葬一个旧时代并开创一个新时代的过渡人物,他在历史的转换之际,能够不忘为旧主着想,却也不算不忠。

此时的袁世凯运气不错,一些偶然事件帮助了他。太后说服得差不多了,“宗社党”却仍然要誓死保卫大清,而且指责袁世凯与革命党人相勾结,在为革命党服务。应该说,良弼等人看得不错,他们的谋略也不错,如果他们能够战胜袁世凯,辛亥革命的成功将会遥遥无期。而且,即使不能战胜民军,也可以退回关外以待时机。如果那样,中国大地上的战火不知将要燃烧多少年。然而,116日和26日,北京发生的两次暗杀事件帮助了袁世凯:

116日,也就是袁世凯对隆裕太后痛陈利弊的那一天,袁世凯退朝回家。作为内阁总理,他坐的是一辆金漆朱轮马车,车前车后有人马簇拥。在经过丁家街三义茶馆门口时,一颗炸弹从茶馆楼上扔了下来,但马车疾驶穿过爆炸的烟尘,可谓有惊无险。可是,刚刚来到祥宜坊酒楼,又一颗炸弹从酒楼里飞出。这回击中了,卫队营管带袁金标等10多人,还有两匹马,登时倒毙在血泊中。幸运的是,袁世凯乘坐的马车却在硝烟中飞腾而去。

这场刺杀是专门针对袁世凯的。他们之所以要刺杀袁世凯,主要是反对议和,反对把大总统的职位留给袁世凯。他们认定,只要杀死袁世凯,就可以斩断妥协议和之路,革命之后的权力,就不会再落入袁世凯手中。他们周密计划,分为三组,一组在三义茶馆装作茶客;一组在祥宜酒坊装作酒徒,还有一组在东安市场附近。有此三关,他们以为袁世凯必死无疑。可惜的是,炸弹偏偏有眼,炸死十多人而恰恰躲开了袁世凯。

事实上,刺客帮了袁世凯的大忙。在此之前,朝廷的主战派骂他是奸臣,在与革命党联手颠覆大清国。这次刺杀为他洗清了嫌疑,使太后对他更加信任,庆亲王等也可以为他辩护了:你们说袁世凯与革命党里应外合,革命党为什么还要刺杀他?同时,北京已经遍布革命党刺客的谣言也得到了证实,主战派也不再说那是袁世凯编出来吓唬人的把戏。

隆裕太后身为女人,虽然没有生孩子,却是一个好母亲。她没有完全被权力和斗争所异化,知道亡国的可怕,也知道生命的可贵。这时的她已经顾不得皇位,只求母子平安,生活无虞。汉人非要革命不可,大清已经气息奄奄,冤有头,债有主,清算的时候到了。在这种时候,袁爱卿不但能保全她们母子的性命,避免历朝历代的血腥交替,而且仍有皇宫可住,生活一切照旧。看看几千年的历史,一个个王朝交替,哪一家有这样的好运气?所以,此时的隆裕太后,已经不愿再过胆战心惊的日子,不愿在皇位上苦撑,一心准备退位了。

唯一的障碍就是宗社党。可是,不过10天,126日良弼遇刺了。刺客彭家珍的一颗炸弹,除掉了宗社党的核心良弼。彭家珍再次帮了袁世凯的忙。他的炸弹吓破了王公大臣的胆,扫清了清王室最后的主战派。据当事人梁士诒的年谱记述:“良弼被炸之日,京师风云至急,入朝行礼后,隆裕皇太后掩出泣云: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备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12]

在良弼被刺的同一天,47位将领联名奏请皇帝逊位。

到了129日的御前会议上,已经没有了主战者。接下来讨论的,只是争取更多的优待。

终结帝制的任务,就这样完成了。

南京,孙中山提交辞呈,参议院开会,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参议院致袁世凯的电报中称袁世凯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国之第一华盛顿”[13]。在全世界选举总统的历史上,第一个全票当选的是华盛顿,第二个就是袁世凯。

这就是袁世凯“窃国”的全过程。

根据常理,有人行窃,就要有人看守,当时的国人竟然是如此拱手送上,而且举国为之欢呼。窃国之说,实在是对当时全体国民智慧的侮辱。

所以,当年指责袁世凯窃国的,不是革命党人,而是以宗社党为代表的部分遗老。参与革命的人们不说袁世凯“窃国”,因为无论首义都督黎元洪还是相继举义的各省都督,都知道袁氏并没有从他们手里窃取什么,当选临时大总统和正式大总统,一切都光明正大。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南北议和,是辛亥革命的重要转折。议和的结局是清帝退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和平谈判实现政权更迭的重大事件。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辞职,南京参议院依法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只是兑现政治承诺而已。于孙无所谓让,于袁无所谓夺。”[14]所以,如果遗老们说袁氏窃国,多少还有点道理。因为袁世凯用种种手段让清帝退位,并不十分光明正大,站在大清帝国的立场上,未尝不可以说他“窃国”。但必需明确的是,袁世凯“窃”的是大清帝国,而不是中华民国。所以,站在大清帝国的立场上这样说是可以的,站在中华民国的立场上这样说就实属不可。

 

文章来源:《领导者》2016年第1期

【往事】朱韵和:仇美教育与毛泽东谈主义

October 10, 2017

朱韵和‏ @zhu0588

下午10:47 - 2017年9月27日


朱韵和‏ @zhu0588

主义 “一个领导人如果没有自己的‘主义’,他在生前就可以被别人推翻,而在死后他甚至会受到攻击。如果有了‘主义’,情况就不同了。你看,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分裂成了许多派别,但谁都不敢出来反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第三国际和联共(布)党内也有不少组织和派别,,,pic.twitter.com/0brDP5n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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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10:52 - 2017年9月27日

赵晓铃:中国的卡廷惨案——张莘夫饮恨千秋

October 10, 2017
2017-10-09  往事并不如烟N

文|赵晓铃  来源:汉尊游学

 

 

 

1

 

 

前苏联官方一直宣称,是德国纳粹在1941年秋天占领波兰以后杀害了两万余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和知识分子,把他们软埋在卡廷森林里。

 

很长时间以来,卡廷在苏联和波兰都是禁忌。不可以有与官方相左的说法。在波兰电影《卡廷》里,二战结束以后,知情人噤口不言,有的还被迫自杀。青年报考大学时,不能真实地填写父亲是在1940年被苏联人杀害的,教堂里不许安放在卡廷被害的波兰人的墓碑,坚持真相的人被处极刑。

 

50年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时交出了有关档案,拂去了历史的疑云,但1940年苏联残忍杀害这些波兰人的事实,一直没有写进教科书里,很多俄罗斯人至今不知道这个被称为卡廷惨案的历史事件的真相。

 

这让人想起中国的张莘夫事件。

 

也是一个血案。

 

与卡廷比,被害人数少很多,但是事件发生时,战争已经结束,知道的人很多;然而不久以后,这事的真相也成为禁忌。至今,知道的人还是不多。

 

 
 

2

 

张莘夫原名张春恩,矿业工程师,抗战时在重庆北碚天府煤矿和孙越崎一起工作,做过天府煤矿矿长。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不是大军进入东北,而是从各地调集几百名各专业的建设人才前往东北接收日伪产业。当时中国工业,东北要占到80%!这些产业,应该为战后重建中国服务。

 

经济部任命张莘夫为十七名接收委员的首名领班。他们在1945年10月到达东北,不能顺利接收,11月又退回关内。

 

1946年1月,张莘夫第二次飞到长春,又到了沈阳。日本战败,亚洲第一大露天煤矿抚顺煤矿生产不正常,以致铁路缺煤。国府与苏联方面达成有关抚顺煤矿归属的协议,1月14日,因苏方通知,张莘夫带了了七个技术人员,和几位铁路路警,乘专车往抚顺去接收。

 

然而,1月16日,张莘夫们被杀害在离抚顺25公里的地方,抛尸东北的荒野雪地里。

 

张莘夫遗体被找到时,身上被扎了18刀!

 

张莘夫一行究竟为何人所害?为什么?

 

1月26日,国民政府得到事件的秘密调查结果。

 

原来,1月14日张莘夫等到达抚顺后,立即失去人身自由,随行的路警被收缴枪枝。因为这里的中共人员抵制接收。苏联方面对接收也不配合。16日晚,苏军官员和当地警察来要他们立即乘原专车返回沈阳,张莘夫一行只得上了专列离开。那之前,张莘夫给沈阳打了一次电话,话没说完,电话就被掐断了。返回的专车行至距抚顺25公里的李石寨车站,铁路受阻,停车,一支“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进入张莘夫的车厢,将这八个代表中国政府接收日伪矿产的技术人员拉下车,全部杀害。周围的人听见他们面对凶手悲愤的呼喊,都讲的中国话。

 

 
 

3

 

2月中旬,中国东北的严重局势引起国内外关注。这个时候,中国人才知道了美英苏三国出卖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密约,一时舆论大哗。

 

《嘉陵江日报》转载新闻:

 

“苏军势欲不退,刀光剑影犹存。”

 

“东北,极具爆发力的地区。”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现中国之东北问题又在国际地平线上露其端倪。”

 

“此不幸地区仍有刀光剑影,敌对势态,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余音与第三次世界大战之预兆,美国人民对东北问题极感焦虑。”

 

报道苏联军队不但没有如其所应允的最初规定,在2月1日撤退,更复变本加利“重建其已撤去之装备,似有长期驻华之势。恐怕中国东北之经济特区将由日本之管制而转与苏联。”

 

纽约时报批评美国政府,认为这很明显是与“美国之参加雅尔达会议,使中国与苏联缔结条约,使中国对东北作种种让步”有关系的。

 

这时,张莘夫们的鲜血染红故乡的雪原,已逾一月。

 

2月20日晚,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东北同学会举行东北问题座谈会,到会师生一千三百余人,打破了历年任何集会纪录。会上,同学、教授“分别就东北问题之重要,接收之黑幕及东北之现状报告甚详,发言者均捐弃一切成见。”“呼吁全国领土完整,主权不容割裂,要求苏联履行中苏友好条约,要求火速撤兵,谈及东北现状,云东北同胞正受比日本统治下更悲惨之痛苦,瘟疫流行,不能医药,工人不能做工,农人不能耕田,商人不能经商,学生不能读书,全场涕泣之声可闻。”张莘夫及七名工程师惨死之经过尤令人悲愤。与会者一致以为,战胜了日本侵略者的中国人决不能忍受此种耻辱!当即决定要到政府请愿,唤起国家重视东北危机,并联络沙磁区同学。

 

第二天,复旦大学罢课三天以示满腔愤慨。

 

1946年2月22日,陪都重庆2万学生举行反苏大游行,从沙坪坝沿嘉陵江边公路步行到市内,从上清寺到民生路,到新华日报社门前,而北碚的同学是从北碚徒步进入市区的。

 

游行学生来到市政府,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出来接见,致词道:“八年的抗战流血得来了东北的收复,绝不能让步一点,而致危害国家主权。”

 

23日,北碚未去重庆城区的各校学生,在北碚市区游行。当晚,到重庆国府请愿同学才走回北碚,一路高呼口号:

 

苏联应切实履行中苏友好条约!

不容许任何借口割据东北!

铲除一切非法地方政权!

铁血保卫东北!

我们不再蒙受九一八的耻辱!

中共应该爱护祖国!

 

有学生还举着这样的标语牌:

 

“苏联=德国+日本”

“斯大林>希特勒+裕仁天皇”

 

25日,南京广州等地学生响应陪都学生请愿,也举行游行示威。

 

26日,陪都各界大游行,在北碚的中央测量学校参加。并发布“为东北问题告同胞书”:

 

现在人类和平已蒙上阴影,国际的信义已在雅尔达密约中损毁,中国民族又临一次自“九一八”以来更严重的国难。

 

东北是我国的生命线,是富强建国的基石,我们必须收复东北。

 

为维护中华民国的领土主权完整,我们决誓死以趋,摧毁任何任何暴力。

 

一, 苏军应立即退出东北并归还一切运走之物货。

 

二, 拒绝苏联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外的任何要求。

 

三, 严惩张莘夫被难凶手。

 

四, 中华民国的领土与主权必须完整。

 

五, 内蒙及新疆均为我国领土,决不容特殊化。

 

六, 各党各派应尊重国家利益,团结一致共赴国难。

……

 

张莘夫工作过的贵阳,各界于2月27日上午举行张莘夫烈士追悼会,会后,贵阳大学师范学院及各中等学校各及民众团体联合作爱国大游行。

 

 

 

 

2月28日,张莘夫工作过的北碚,有天府煤矿公司等团体追悼张莘夫的活动。

 

在重庆市内,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及天府煤矿公司,于2月27日上午在中国工程师学会礼堂举行张莘夫先生追悼会。工程师学会会员翁文浩,陈立夫张嘉敖,沈怡,吴兆洪,矿冶界前辈吴任之,北大重庆校友会曾琦等,以及工商界人士及各学术团体代表等二百余人参加,各界致送的挽联,花圈布满礼堂。

 

3月3日北碚学术界举行联谊大会,到会北碚各学术机关名流百余人,会前为张莘夫先生殉难事起立默哀三分钟。

 

3月4日上午9时,在陪都青年馆,各界追悼张莘夫等大会更加隆重。

 

到5月,因为内战烽火,张莘夫遗体已不能回故乡吉林,便安葬于沈阳北陵,上万民众参加葬礼,墓前石碑原有铭文,因家属反对,仅立无字之碑。所以到了文革,还能找到立碑处,再建,碑文极简,以不染政治。

 

在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总213期上,找到几段当年的铭文。其言也含蓄,不过是为烈士悲愤,以惨痛事实警示国人。

 

“烈士奉命接收抚顺煤矿,有苏方理事玛利偕行,因抚顺有苏军驻守也。自长春至沈阳,而玛利悄之抚顺,以电话告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敖,催烈士速往。或曰事甚尴尬,轻踏不测之机,突糟非常之变将奈何?”

 

“烈士之逢闵凶,东北之多亻叔扰,皆一魔掌之所翻复,一野心所操纵;然而误烈士者何人?误东北者何人?自有良史之笔,直书未已之罪!”

 

“不死于敌人之手,而死于国人之手;不死于抗战之时,而死于接收之时;自必饮恨千秋,而目弗瞑!”

 

张莘夫一行烈士还有徐毓吉、张立德、牛俊章、庄公谋、刘元春、舒世清、程喜田,都是优秀的东北才俊,回到东北老家,一心要重建家园的专才。

 

 

这时,苏联从中国东北撤军,那之前,已拆卸许多工业器材设备运回苏联,运不走的即摧毁。

 

现如今看到人们关注东北经济,以为老大难了,回顾历史,深长叹之。

 

张莘夫遇害几年后,天地翻覆,是否参加过反苏游行是49年之后的政治运动中必须交代的内容。

 

 
 

4

 

我家原来同院的一位老太太,体贴贤淑,慈祥之极,听说曾是右派,甚讶异:

 

——为什么打你右派?你能有什么右派言论?

 

——我说:“苏联放个屁,我们都追齐三十里”!

 

——你参加“二二二游行”了?

 

她笑而不答。

刘亚伟长诗:百年辛亥,漫长的黎明

October 9, 2017

这首长诗,写于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里面蕴含着我复杂凝重的感受。
 

 

一百年前的今天

江汉之滨

几个士兵的枪声

撕破一个古老大国

暗流涌动的黑夜

宣告东亚睡狮苏醒

以民族救亡相召唤

以自由民权为旗帜

以民主宪政为途径

一个用“花”为自己命名的族群

自此开始了一场全新的百年抗争

一百年啊

几代人的血

浇灌着自由民主之花

枯枯荣荣

 

花——华,中华民族

一个爱花的族群

发明了活字印刷

像是对自由之花的承诺

发明了火药

从而让花朵开满了天空

发明了纸

花由此变成纸上的诗句

发明了指南针

使中华精神成了到处播撒的花种

以华丽为荣的族群

印花的瓷器竟成了她的国名

 

百年辛亥

几经风雨  几入黑暗

一百年后回到起点

神州大陆仍处于黎明

专制的幽灵

打着人民的名义借尸还魂

独裁的暴君

把“民族”变成高墙

把“共和”变成绳索

圈禁了自由的心灵

曾经写满了美丽诗句的纸张

被新的活字印刷术

快捷地印满了

谎言、欺骗和颂圣

指南针从民间消失,摇身一变

成了官方一道道禁令

绝不  绝不  绝不

这不准  那不行

而火药则成了统治者的专利

本来是开遍天空的自由心情

却变成装点祥和稳定的卫星

 

百年辛亥  漫长的黎明

今天,在这个日子

我们点亮那些

凝聚着人类智慧的烛火

破除“从来如此”的历史迷障

走出偏见  自我启蒙

大声喊出那些一直被遮蔽的常识

直率  坦然  明确  坚定

——自由  作为最高价值

是天赋人权  就在每个人手中

不需什么人来归还或赐予

——民主  不是让什么人为民做主

而是由每个公民的自由意愿组成

——人民  不是高高在上的虚幻神族

应还原为一个个具体鲜活的生命

——共和  不是全民禁言噤声的强制稳定

而是法律框架下有序的冲突和公平的竞争

——国家  不仅对外代表着民族利益

首先应是每个公民权利的保证

——而政府  不过是一件无法避免的祸害

必须关进宪政的铁笼

只允许其有限地行动

——爱国  根源于人类热爱生命的本性

当国家不能为公民提供安全保障

不能使她的国民免于饥饿、恐惧和暴政

“哪里有自由那里就是我的祖国”

就必然是发自内心的呼声

 

中华民族  一个爱花的族群

13亿朵花  就是13亿双望眼

睁大  13亿朵花

就是13亿只渴喉  敞开

13亿朵花  就是13亿双臂膀

举起  13亿朵花

就是13亿颗头颅  高昂

13亿朵花聚集起来

那就是花之海啊

可以芳香四溢

也可以是怒涛汹涌

 

我告诉路上遇见的每一个人

告诉听见我喊声的每一个人

辛亥纪念日

我有一个梦想

让玩乐成为每个孩子

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

不再背着沉重的书包

手拉手  走上

即将跳下去的楼层

我梦想  让家庭回归

原有的功能

不再为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愁云密布

使人类最基本的情感

在这里得以传承

我梦想  老人摔倒有人出手相扶

到处可闻老老幼幼之风

我梦想  老百姓过上无忧无虑的小日子

不再被政治和政府无端地骚扰欺凌

 

我梦想  当人们遇到不公

能自由地上街表达不平

我梦想  无论什么人

都不再装扮成圣人圣徒

喋喋不休地教育我

什么行  什么不行

既然人人生而平等

谁也不能以利害相要挟

强逼我一切都得顺从

 

我梦想  将来走在街上

遇到警察盘问

不再因一言不合就被带到警局

一夜不知细节的关押之后

一个善良开朗的小伙

陡然变成手刃数人的狂凶

我梦想  人坐家中

不再有强拆队上门

逼得家人身泼汽油

以死相争

 

我梦想  诗句

不再用来阻挡坦克(1)

警察改行都去种花(2)

那个叫李启铭的青年

不再用父亲的名字当屏障

躲在后面  逃避对责任的担承

那个叫李天一的少年

能多点尊重和宽容

父亲的声威  不再成为打人的帮凶

我梦想着  慈善与虚假彻底绝交

让爱阳光般普照众生

郭美美们回归自然清纯

不再以与权钱相傍炫耀为荣

 

同胞们  放开喉咙

喊出郁积已久的心声吧

真相  不再用审批的方式公布

常识  不再以特例的方式执行

爱国  不再用强化仇恨的方式动员

让这种高贵的感情自然地

流淌出每个人心中

内政  不再用作专制独裁的借口

捍卫主权  能与尊重人权并重

 

今天  我们为法律加冕

今天  把国家的产权重新界定

拥戴法律即位国王

宣告国家的业主本来就是民众

我梦想啊  将来有一天

政客们都不得不来讨好百姓

执政或在野  上台或下台

不再通过暴力更迭

一人一票  平和地进行

 

请先别笑这是痴梦

亲爱的朋友  不管你信还是不信

我反正坚信  一切皆有可能

请看今日之台湾

那里也是我们的国土

那里的人和我们同根同种

谁说宪政民主不合国情民情

当然  这要一个前提

对普世价值文明准则的承诺与遵奉

世间的生灵是一个共同体

任一个体受到损害

我们感同身受  休戚与共

 

用思想扫除自身的黑暗

用行动表达内心的愿景

人是靠不住的  不管是什么人

包括我们自己

法律和制度才是可靠的保证

让变革始于改变自己

不再期望什么圣主  什么英雄

此刻  你就是公民

中国的未来握在每个人手中

 

昨晚  我真的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  这个用花命名的族群

实现了最初的心愿

代代承续着那份美丽的职业

成为地球上的一群花农

                     2011年10月3日星期一于北京

 

注:

1、 “我的诗不能阻挡一辆坦克。我的诗要阻挡所有坦克”,是当代诗人韦锦《蜥蜴场的春天》一诗中的句子。

2、“警察都在种花”是当代诗人王黎明《烟囱的故事》一诗中的句子。

    

 

刘亚伟,笔名亚子,1953年生于山东曲阜,北师大研究生学历。自由作家,独立学者。致力于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现代性转型。近期有微讲座《自我启蒙与救赎》系列。

五柳村2017年10月10日(星期二) 凌晨1:11收到

查建国双十感言

October 9, 2017

——查建国点评之593

今天是双十节。106年前的今天,武昌枪声开启了告别中国帝制,走向共和的历程。百年回首,沉重的历史、悲催的现实令世人感慨、反思。孙中山、蒋公、经国先生、毛泽东、邓小平等百年风云人物如何点评?国共之争为何中央政府败走台湾?一国两府谁优谁劣?对此种种,中国政党、社会、全球华人的认识大撕裂、博弈空前。

当今两岸之争的一个焦点是如何认识、对待在台湾的百年老店——中华民国。我反复讲过我个人两个观点;(1)反对弃“中华民国” ,台湾独立建国;(2)反对大陆矮化、打压、武统中华民国。

最近颇多争议的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赖清德3日在立法院备询时表示,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在1996年就说过,如果民进党执政,不会宣布台湾独立,“陈水扁时期没有宣布,蔡英文执政时也不会” 。赖院长指出,现在没有一个政党和政府要去推台独公投,“政府不会为了台独发起公投,民进党内也没有这个计划” 。赖还说,他主张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做中华民国。他说,这种理念前总统马英九也曾说过,“马英九甚至说,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习惯上叫台湾” 。在双十节前,听到赖清德表达的台深绿派的这种更现实、更清晰的观点,欣慰、支持。天佑中华民国!
2017 / 10 / 10北京
(昨晨大封群,我在的群就有30多个被封。昨天我家门口警方开始设岗,24小时三班倒监控,至月底19大结束。昨天北京整天在下雨,一场秋雨一场寒呀!)

谌旭彬:辛亥年,清廷被自己的“统治基础”抛弃了

October 9, 2017

转自2017-10-09 短史记

武昌的枪声,距今已一百余年。“革命”这个词汇,也历经了种种变迁和浮沉。各种各样的“反思”,尤其是对“革命”的反思,也在百余年间纷至沓来。但“反思”之前,还是应该先搞明白“什么是辛亥革命”。

 

一、什么是“辛亥革命”


 

什么是“辛亥革命”?这好像是个不言自明,用不着回答的问题——武昌一声枪响,清帝国土崩瓦解,民国时代到来,不就是辛亥革命么?

 

这么说对不对?狭义而言,它是对的。但这种表述缺失了三个关键因素:

 

1、谁在搞这场革命?

2、革的是谁的命?

3、如何革的命?

 

只有回答出了这三个问题,“辛亥革命”的概念才算完整。

 

1、谁在搞“辛亥革命”?

 

先说第一个问题:谁在搞这场革命。以往的惯用描述,自然是“革命派领导了辛亥革命”。这种描述有个严重的问题:究竟谁是“革命派”?

 

要讲清楚什么是“革命派”,先要讲清楚什么是“革命”。

 

现在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常识”——革命是暴力的,改良是和平的;暴力的“革命”经常被拿来与和平的“改良”作比较,然后得出结论,革命在物质与道德两个层面的破坏性都很大,很长时间都难以恢复,所以,还是改良更好,更理性——自90年代“告别革命”的概念出炉之后,这个“常识”普及甚广,但它本身是错误的。错在误读了“革命”,想当然地把“革命”等同于“暴力革命”。

 

之所以“革命”会被等同于“暴力革命”,在于国人长期以来习惯了用手段而不是用目的来划分“革命”与“改良”。但凡诉诸暴力的政治运动,必属革命;但凡坚守和平的政治运动,必属改良。这种划分是不当的。

 

真正能够区分“革命”和“改良”的,是政治诉求,也只能是政治诉求。

 

具体到晚清,革命党自然属于革命派无疑,但长期被标签为改良派的立宪派,其实也属于革命派。这个问题,梁启超当年在与革命党论战的时候,就表述得非常清楚了——梁氏说,革命党的政治诉求是共和立宪,立宪派的政治诉求是君主立宪,二者都倡导民权反对传统君主专制,故而都是革命:

 

“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

 

梁启超在论战中还反复申言:自己绝不反对“革命”,但主张“有秩序的革命”,而不是“暴动革命”。所谓“暴动革命”,显然系指革命党要推翻满清皇室而言;所谓“有秩序的革命”,则是立宪派的和平立宪。

 

就政治诉求而言,搞“预备立宪”的朝廷和搞“孔教救国”的康党,才是真正的“改良派”。

 

简言之,一种政治运动“革命”与否,取决于它的政治诉求当中,有没有变更政体、重造政治游戏规则的选项。如果有,它就是“革命”;如果没有,而仅限于在现有体制基础上修修补补,那么它就只是“改良”。以目的(政治诉求)划分了“革命”与“改良”之后,方才轮到用手段(暴力或者和平)来划分“有秩序的革命”与“无秩序的革命”。

 

廓清了革命的定义之后,自然不难发现,类似“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革命派没起到什么关键作用,他们的历史地位被高估了”的论调,其实是伪问题。主张暴力的革命党在武昌打响了第一枪;主张和平的立宪派促成了各省的易帜响应,革命党与立宪派的政治诉求,本质相同,都是“兴民权革专制”,实同属革命阵营。

 

2:“革”的是谁的“命”?

 

再讲第二个问题,辛亥革命到底“革”了谁的“命”?

 

这其实是一个真正不言自明的问题。革的当然是清廷的命,是专制的命——革命派的政治诉求很明确。

 

但现在流行一种“反思”,说“革命打断了改革”,认为革命不但革掉了清廷和专制,而且革掉了更有价值、更有可能成功、社会转型代价更小的的晚清宪政改革。这种说法很有市场。它如果成立的话,辛亥革命则不仅仅无功,简直可谓是有罪了。

 

这种“反思”是荒谬的。

 

其一,改革早在武昌枪响之前就已经死掉了——慈禧临终前夕的1908年,颁布了一系列的反改革谕旨,譬如禁止绅商和学生“干预国家政治”;譬如颁布《大清报律》,压制一切不利于朝廷的言论;譬如出台《结社集会律》,打压开国会请愿运动;譬如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满篇都是各种“议院不得干预”……此年,改革就已经死掉了。此后,立宪派在咨议局内、资政院内的种种抗争,乃至发动民众走上街游行请愿,都已不能改变朝廷反改革的决心。

 

其二,“被打断的改革”具体是指什么?如果是指朝廷所愿意搞的“预备立宪”,那么,这种“改革”理应被打断。因为根据朝廷颁布的《预备立宪章程》和《钦定宪法大纲》,它所要搞的,不过是一种新时代的“开明专制”。如果“被打断的改革”指的是立宪派所要求的“君主立宪”,那么,武昌的枪声并没有打断它,因为立宪派的政治诉求与革命党一样,都是“兴民权革专制”,至于是否保留君主,并不具备实质意义,立宪派从来就没坚持必须保留一个君主,1911年之后,立宪派与革命党仍然继续在为“兴民权革专制”而努力,并无中断。

 

3:如何“革”的命——辛亥革命从何处来?

 

第三个问题——如何革的命——最为复杂,它实际上等同于在追问“辛亥革命从何处来”?

 

现在有一种意见,简单地将武昌首义等同于辛亥革命,然后得出许多结论,譬如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偶然性极大的革命,说辛亥革命具有强烈的会党色彩;又从武昌首义的参与者成分构成中得出结论认为“革命是由一群失意的社会边缘人群搞出来的”。如此种种,也是“反思辛亥革命”的滚滚大潮中的一个部分。

 

把辛亥革命局限在1911年本身就错了。革命,是从革命派开始提出自己的“兴民权革专制”的政治诉求的那一刻开始的。革命,也一直要到革命派自觉完成了“兴民权革专制”的政治诉求的那一刻结束。当然,如此而言,何时开始,何时结束,或者是否已经结束,也就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了。但有没有具体的起始、结束时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须将辛亥革命放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考察。在历史长镜头里,可以清晰看到,期望“万世一系”的爱新觉罗皇室主动丧失了太多机会。(至于说“革命具有强烈的会党色彩”,错在无视同属革命派、促成各省易帜的立宪派群体,这些人与会党没什么关系,也不是什么“失意的社会边缘人群”。)

 

众所周知,晚清中国的近代化努力,与外患紧密相随。这种努力,最初表现为洋务运动,后来是戊戌维新,再往后是清末新政。这些政治活动,通常都被冠以“改革”或者“改良”的名号,但这些活动,本身是存在巨大差别的。不理解这些差别,就无法理解“辛亥革命从何处来”这个问题。

 

下面对这些活动的实质作一个简单梳理:

 

1.洋务运动所要解决的,是清帝国“船坚炮利”不如西方的问题。

 

2.到1880年代,出现了一些体制内官员要求朝廷开设议会的呼声(譬如两广总督张树声),这和中法战争毁于朝廷内部权力斗争有关,这些深受其害的体制内官员希望用一个“议会”来改变朝廷的决策机制。换言之,张树声心目中的议会,与西方民主、民权毫无关系,仅仅是一种“朝廷内部民主决策机制”,可以用来制约朝廷决策被个人权斗扭曲(譬如慈禧与恭亲王)。

 

3.1890年代的维新运动,所关注的仍然是“朝廷内部民主决策机制”的问题。甲午年的惨败,很大程度上被归因为朝廷内部的决策机制有问题,受个人权斗(慈禧与光绪、翁同龢与李鸿章等)的影响太深。议会与民权虽然已经被部分知识分子结合在了一起,但朝廷并无意拿议会来实践民权;支持维新的张之洞等实力派官员,所关心的也只是“朝廷内部民主”。(“维新领袖”康有为为了实现个人的掌权之梦,甚至认为连议院都不必开,因为皇帝实在太英明了,英明的皇帝已经解决掉了决策机制的问题,没必要再搞什么议会。)

 

4.1901年朝廷宣布开始“新政”,同样与内部“民主决策机制”问题有关。1900年慈禧独断专行悍然对世界宣战,导致八国联军入京,辛丑条约赔款出现天文数字。此种惨痛结局,让帝国体制内官僚和体制外知识分子再次痛感“朝廷内部民主”的缺失。两广总督陶模提议搞议院,界定“议院议政,而行政制权仍在政府”,很显然是希望能有一个机构对朝廷的决策做出监督,虽然这个机构叫做“议院”,但它和以民主、民权为核心的那个议院并无多大关系。

 

5.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之后,慈禧不得不于1906年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由朝廷主持的“预备立宪”由此启动。立宪派“君主立宪”和革命党“民主共和”的政治诉求也一并高调地摆上了台面。至此,议会与宪法才被视作一种新的政治体制,而正式纳入“顶层设计”的视野。

 

6.1908年,朝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确表示要走日式立宪的道路,其本质则是一种新的“开明专制”——这一点,《大纲》已经用各种各样的“议院不得干预”交代得非常清楚,与“议院不得干预”相对应的,是各式各样的(权力)“操之君上”。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主张走英式立宪的立宪派,与朝廷的分歧越来越大。

 

7.1910年,立宪派组织了遍及全国二十余省,签名达数百万人(人数恐因宣传需要存在夸张)的要求立即开设国会的请愿运动,四次请愿,四次被朝廷拒绝。拒绝的根源,正在于立宪派要走英式立宪道路,而朝廷希望竭尽全力保住日式立宪的既定方针。

 

8.1911年,武昌首义的枪声打响之后,惊惶失措的朝廷迅速推出一份完全照搬英式立宪的《十九信条》,其中规定,种种权力都属于议会,皇帝将成为真正的虚君。其目的,旨在希冀挽回与革命党站在一条阵线上的立宪派,但显然为时已晚。

 

上述线索虽然粗糙,但至少可以讲清楚两个问题:

 

1.立宪派、革命党与朝廷是怎样一步步分离出来的。洋务运动时期,只有朝廷,不存在立宪派和革命党;戊戌维新时期,革命党极其零散,可以忽略不计,立宪派也尚未成型,能将议会制度与民主、民权结合起来讨论的知识分子虽有,却并不多,影响力很有限,此一时期,大多数国民仍然选择与朝廷一起“摸着石头过河”;1900年朝廷的荒唐决策给国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最终促成了革命党的急骤发展,立宪派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1906年日本战胜俄国,立宪派给出的解释终于突破了以往“议会”在决策方面更具优势的陈旧套路,而看到了立宪国的国民要比专制国的国民更爱国,更支持本国政府的政策,由此得出立宪可以强国的结论;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第一次明确宣示朝廷要走开明专制的改革路线,立宪派从此与朝廷成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1910年四次大请愿失败之后,整个1911年,从年初直到武昌枪声响起,立宪派再也没有发动请愿活动。

 

2.时下很多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想当然地把立宪派和朝廷放在一起(至少认为二者的距离更近),而将革命党作为二者的对立面,进而认为如果不是“革命”打断了改革,则立宪派有可能与朝廷博弈和平完成宪政改良。这种“反思”有违史实,辛亥年可供选择的并不是只有改良和革命两条道路,实际上存在着朝廷的日式开明专制、立宪派的英式君主立宪与革命党的美式民主共和,一共三条道路。朝廷的道路与其他二者之间的差距才是最大的,立宪派与革命党的路径反而相差不远。换言之,并不存在什么“革命打断改革”的问题。朝廷本无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下面就士绅与清廷的离合,再做一点分析。

 

二、士绅为什么要抛弃清廷?


 

传统中国的统治基础,由以科举为维系纽带的士绅组成。

 

现在有一种很有市场的观点,认为废除科举,断绝了士绅依靠读书做官的上升通道,导致他们变成了革命者。譬如复旦大学历史系沈渭滨教授如此说道:

 

“我认为清末废科举是一项过于极端的举措。科举制度有很多弊病,但毕竟是广大士子读书做官的主要途径。捐官也可以入仕,但不是正途,为士子所不齿。废科举等于绝了士子向上发展的路,这样他们就没有奔头了,只得找新的出路。而从新式学堂出来的学生也要找出路,读书能干什么?读书可以经商,更重要读书可以做官。1905年以后,做官的路绝了。所以在我看来,辛亥革命某种意义上就是知识分子找出路的一场运动,包括个人出路、国家出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不要低估废科举带来的负面影响。”(《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东方早报》2010年10月10日)

 

另一位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

 

“士没有了,产生了很多知识分子,以及我比较关注的边缘知识分子。不少年轻人,读过一些书,又无法继续其教育,不能整天呆在乡村的家里,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还看到国家民族在世界竞争中的不如意,心情非常不好。眼看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不明朗,很多这样的人最后就寄希望于革命。他们从想革命、说革命到领导广大没读过书的人民干革命,最后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同上)

 

基于以上论述,沈渭滨教授对辛亥革命有这样一段总结:

 

“士绅和近代知识分子是当时社会群体中最有影响、最有活力的群体。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统治秩序的安危。可以说,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同上)

 

这个结论——“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是对的,是符合史实的。但其逻辑——读书人因为科举废除后,个人没有了出路,而倾向革命——恐怕并不准确。

 

因为废除科举并未损害读书人的上升通道:

 

其一,早在科举废除之前,参加科考就已经不再是读书人上升的主要通道。数据统计表明,太平天国以前,朝廷捐官总人数不过3.5万;而19世纪的最后30年,捐官人数竟达到53.4万。科举作为主要上升通道的功能,早已名存实亡。自1860至1905年间,“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

 

其二,废除科举得到了大多数读书人的拥护。因为与废除科举同时出台了一个《举贡生员出路章程》,这个章程旨在为各省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筹划善后。因为这一善后政策的切实实施,在科举停废至清廷灭亡的6年时间里,举贡生员的入仕就职机会,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机会与高概率,其优先录用的待遇闻所未闻,因为待遇过于优厚,还曾引起舆论的不满,在《申报》上刊文抨击。

 

既然废除科举并未损害、反而扩大了读书人的上升通道,为什么“知识分子包括士绅”最终仍选择“叛离和反对清王朝”呢?

 

答案并不复杂:虽然废除科举对“知识分子包括士绅”上升通道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自1905-1911年,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知识分子包括士绅”自身已经完成了巨大的“身份转型”;与此同时,朝廷却迟迟地拒绝“体制转型”。当“体制转型”远远跟不上“知识分子包括士绅”的“身份转型”时,原来作为朝廷统治基础的他们,只好为了自身利益,选择抛弃了朝廷,选择“叛离和反对”。

 

简言之:1905年的废除科举,确确实实冲击了清廷的统治基础,但这个冲击,并不如一些学者所言,是一种断裂(“知识分子包括士绅”被抛离);而是一种“转型”。

 

为什么不是“断裂”,而是“转型”?清末各省咨议局议员的身份构成比例最有说服力。根据台湾中研院张朋园教授的数据统计结果,各省咨议局议员的构成有这么几大特色:

 

1、咨议局议员绝大多数是出身于旧科举制度下的绅士阶层。据张朋园教授所制作的《十五省咨议局议员功名背景表》显示,“他们89.31%皆具有传统功名,相对的,只有10.87%不具功名背景”。正如革命党人谭人凤所言:“他们咨议局的人,不是翰林进士,就是举人秀才,在社会上潜势力非常大”,日本人井一三郎在参观了各省咨议局之后,则总结道:“议员大多为来自田间的读书人”。

 

2、议员中颇多受过新式教育甚至留学日本者。若单纯以学历而言,拥有新式学历的议员,在各省咨议局内并不占多数,按张朋园教授的统计数据,只有10.16%。但若以拥有新思想为判断依据,就远远不止这个比例了——井一三郎在访问了河南省咨议局之后,称其中“有新知者三分之一”,是一个可供参考的重要记载。

 

3、议员中有很多人曾在政府当中任过职,做过官。尤其以议长和副议长为最,63位正副议长当中,曾担任中央或地方官职的,有40人。

 

4、议员大多出身富裕家庭;大多数是43岁以上的中年人。譬如:奉天议员的平均年龄是45岁;黑龙江40岁;湖南45岁;四川42岁。

 

这些数据统计清晰地显示:废除科举之后,作为传统中国统治基础的“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并没有消失,咨议局议员九成的功名比例,足以说明这一点,所以,没有“断裂”。咨议局是近代化的产物,是“兴民权”的结果,自1908年开始,以各省咨议局为领导核心,连续发起了多次要求及早开设国会的请愿运动,尤其以1910年的四次大规模的请愿运动为最,这四次请愿运动覆盖全国,前后签名人数达数百万(恐有宣传需要的夸张),高达数十百次的群众上街游行……这是“转型”,是传统“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向近代“中层社会”的“转型”。

 

朝廷不愿意失去传统“知识分子包括士绅”的支持,因为这是它最重要的统治基础,这一点在1905年废除科举后的补偿措施里已经表露得很清晰。但问题是:当这些传统帝制中国的统治基础,完成了上述身份转型之后,朝廷却固执地停留在“君上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体制里,坚持拿“开明专制”式的日式立宪来搪塞这些要求“英式立宪”的统治基础们——朝廷似乎没有意识到:只有在以兴民权为主旨的“英式立宪”政体下,这些已经从举人、贡生、秀才转型为“议员”的“中层社会”知识分子,才可能找到自己新的位置,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在日式“开明专制”下,他们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花瓶,社会地位反不如废除科举之前。

 

朝廷的制度转型远远滞后于其所依赖的统治基础的身份转型,最终被自己的统治基础抛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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