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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85

谌旭彬:辛亥年,清廷被自己的“统治基础”抛弃了

October 9, 2017

转自2017-10-09 短史记

武昌的枪声,距今已一百余年。“革命”这个词汇,也历经了种种变迁和浮沉。各种各样的“反思”,尤其是对“革命”的反思,也在百余年间纷至沓来。但“反思”之前,还是应该先搞明白“什么是辛亥革命”。

 

一、什么是“辛亥革命”


 

什么是“辛亥革命”?这好像是个不言自明,用不着回答的问题——武昌一声枪响,清帝国土崩瓦解,民国时代到来,不就是辛亥革命么?

 

这么说对不对?狭义而言,它是对的。但这种表述缺失了三个关键因素:

 

1、谁在搞这场革命?

2、革的是谁的命?

3、如何革的命?

 

只有回答出了这三个问题,“辛亥革命”的概念才算完整。

 

1、谁在搞“辛亥革命”?

 

先说第一个问题:谁在搞这场革命。以往的惯用描述,自然是“革命派领导了辛亥革命”。这种描述有个严重的问题:究竟谁是“革命派”?

 

要讲清楚什么是“革命派”,先要讲清楚什么是“革命”。

 

现在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常识”——革命是暴力的,改良是和平的;暴力的“革命”经常被拿来与和平的“改良”作比较,然后得出结论,革命在物质与道德两个层面的破坏性都很大,很长时间都难以恢复,所以,还是改良更好,更理性——自90年代“告别革命”的概念出炉之后,这个“常识”普及甚广,但它本身是错误的。错在误读了“革命”,想当然地把“革命”等同于“暴力革命”。

 

之所以“革命”会被等同于“暴力革命”,在于国人长期以来习惯了用手段而不是用目的来划分“革命”与“改良”。但凡诉诸暴力的政治运动,必属革命;但凡坚守和平的政治运动,必属改良。这种划分是不当的。

 

真正能够区分“革命”和“改良”的,是政治诉求,也只能是政治诉求。

 

具体到晚清,革命党自然属于革命派无疑,但长期被标签为改良派的立宪派,其实也属于革命派。这个问题,梁启超当年在与革命党论战的时候,就表述得非常清楚了——梁氏说,革命党的政治诉求是共和立宪,立宪派的政治诉求是君主立宪,二者都倡导民权反对传统君主专制,故而都是革命:

 

“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

 

梁启超在论战中还反复申言:自己绝不反对“革命”,但主张“有秩序的革命”,而不是“暴动革命”。所谓“暴动革命”,显然系指革命党要推翻满清皇室而言;所谓“有秩序的革命”,则是立宪派的和平立宪。

 

就政治诉求而言,搞“预备立宪”的朝廷和搞“孔教救国”的康党,才是真正的“改良派”。

 

简言之,一种政治运动“革命”与否,取决于它的政治诉求当中,有没有变更政体、重造政治游戏规则的选项。如果有,它就是“革命”;如果没有,而仅限于在现有体制基础上修修补补,那么它就只是“改良”。以目的(政治诉求)划分了“革命”与“改良”之后,方才轮到用手段(暴力或者和平)来划分“有秩序的革命”与“无秩序的革命”。

 

廓清了革命的定义之后,自然不难发现,类似“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革命派没起到什么关键作用,他们的历史地位被高估了”的论调,其实是伪问题。主张暴力的革命党在武昌打响了第一枪;主张和平的立宪派促成了各省的易帜响应,革命党与立宪派的政治诉求,本质相同,都是“兴民权革专制”,实同属革命阵营。

 

2:“革”的是谁的“命”?

 

再讲第二个问题,辛亥革命到底“革”了谁的“命”?

 

这其实是一个真正不言自明的问题。革的当然是清廷的命,是专制的命——革命派的政治诉求很明确。

 

但现在流行一种“反思”,说“革命打断了改革”,认为革命不但革掉了清廷和专制,而且革掉了更有价值、更有可能成功、社会转型代价更小的的晚清宪政改革。这种说法很有市场。它如果成立的话,辛亥革命则不仅仅无功,简直可谓是有罪了。

 

这种“反思”是荒谬的。

 

其一,改革早在武昌枪响之前就已经死掉了——慈禧临终前夕的1908年,颁布了一系列的反改革谕旨,譬如禁止绅商和学生“干预国家政治”;譬如颁布《大清报律》,压制一切不利于朝廷的言论;譬如出台《结社集会律》,打压开国会请愿运动;譬如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满篇都是各种“议院不得干预”……此年,改革就已经死掉了。此后,立宪派在咨议局内、资政院内的种种抗争,乃至发动民众走上街游行请愿,都已不能改变朝廷反改革的决心。

 

其二,“被打断的改革”具体是指什么?如果是指朝廷所愿意搞的“预备立宪”,那么,这种“改革”理应被打断。因为根据朝廷颁布的《预备立宪章程》和《钦定宪法大纲》,它所要搞的,不过是一种新时代的“开明专制”。如果“被打断的改革”指的是立宪派所要求的“君主立宪”,那么,武昌的枪声并没有打断它,因为立宪派的政治诉求与革命党一样,都是“兴民权革专制”,至于是否保留君主,并不具备实质意义,立宪派从来就没坚持必须保留一个君主,1911年之后,立宪派与革命党仍然继续在为“兴民权革专制”而努力,并无中断。

 

3:如何“革”的命——辛亥革命从何处来?

 

第三个问题——如何革的命——最为复杂,它实际上等同于在追问“辛亥革命从何处来”?

 

现在有一种意见,简单地将武昌首义等同于辛亥革命,然后得出许多结论,譬如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偶然性极大的革命,说辛亥革命具有强烈的会党色彩;又从武昌首义的参与者成分构成中得出结论认为“革命是由一群失意的社会边缘人群搞出来的”。如此种种,也是“反思辛亥革命”的滚滚大潮中的一个部分。

 

把辛亥革命局限在1911年本身就错了。革命,是从革命派开始提出自己的“兴民权革专制”的政治诉求的那一刻开始的。革命,也一直要到革命派自觉完成了“兴民权革专制”的政治诉求的那一刻结束。当然,如此而言,何时开始,何时结束,或者是否已经结束,也就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了。但有没有具体的起始、结束时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须将辛亥革命放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考察。在历史长镜头里,可以清晰看到,期望“万世一系”的爱新觉罗皇室主动丧失了太多机会。(至于说“革命具有强烈的会党色彩”,错在无视同属革命派、促成各省易帜的立宪派群体,这些人与会党没什么关系,也不是什么“失意的社会边缘人群”。)

 

众所周知,晚清中国的近代化努力,与外患紧密相随。这种努力,最初表现为洋务运动,后来是戊戌维新,再往后是清末新政。这些政治活动,通常都被冠以“改革”或者“改良”的名号,但这些活动,本身是存在巨大差别的。不理解这些差别,就无法理解“辛亥革命从何处来”这个问题。

 

下面对这些活动的实质作一个简单梳理:

 

1.洋务运动所要解决的,是清帝国“船坚炮利”不如西方的问题。

 

2.到1880年代,出现了一些体制内官员要求朝廷开设议会的呼声(譬如两广总督张树声),这和中法战争毁于朝廷内部权力斗争有关,这些深受其害的体制内官员希望用一个“议会”来改变朝廷的决策机制。换言之,张树声心目中的议会,与西方民主、民权毫无关系,仅仅是一种“朝廷内部民主决策机制”,可以用来制约朝廷决策被个人权斗扭曲(譬如慈禧与恭亲王)。

 

3.1890年代的维新运动,所关注的仍然是“朝廷内部民主决策机制”的问题。甲午年的惨败,很大程度上被归因为朝廷内部的决策机制有问题,受个人权斗(慈禧与光绪、翁同龢与李鸿章等)的影响太深。议会与民权虽然已经被部分知识分子结合在了一起,但朝廷并无意拿议会来实践民权;支持维新的张之洞等实力派官员,所关心的也只是“朝廷内部民主”。(“维新领袖”康有为为了实现个人的掌权之梦,甚至认为连议院都不必开,因为皇帝实在太英明了,英明的皇帝已经解决掉了决策机制的问题,没必要再搞什么议会。)

 

4.1901年朝廷宣布开始“新政”,同样与内部“民主决策机制”问题有关。1900年慈禧独断专行悍然对世界宣战,导致八国联军入京,辛丑条约赔款出现天文数字。此种惨痛结局,让帝国体制内官僚和体制外知识分子再次痛感“朝廷内部民主”的缺失。两广总督陶模提议搞议院,界定“议院议政,而行政制权仍在政府”,很显然是希望能有一个机构对朝廷的决策做出监督,虽然这个机构叫做“议院”,但它和以民主、民权为核心的那个议院并无多大关系。

 

5.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之后,慈禧不得不于1906年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由朝廷主持的“预备立宪”由此启动。立宪派“君主立宪”和革命党“民主共和”的政治诉求也一并高调地摆上了台面。至此,议会与宪法才被视作一种新的政治体制,而正式纳入“顶层设计”的视野。

 

6.1908年,朝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确表示要走日式立宪的道路,其本质则是一种新的“开明专制”——这一点,《大纲》已经用各种各样的“议院不得干预”交代得非常清楚,与“议院不得干预”相对应的,是各式各样的(权力)“操之君上”。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主张走英式立宪的立宪派,与朝廷的分歧越来越大。

 

7.1910年,立宪派组织了遍及全国二十余省,签名达数百万人(人数恐因宣传需要存在夸张)的要求立即开设国会的请愿运动,四次请愿,四次被朝廷拒绝。拒绝的根源,正在于立宪派要走英式立宪道路,而朝廷希望竭尽全力保住日式立宪的既定方针。

 

8.1911年,武昌首义的枪声打响之后,惊惶失措的朝廷迅速推出一份完全照搬英式立宪的《十九信条》,其中规定,种种权力都属于议会,皇帝将成为真正的虚君。其目的,旨在希冀挽回与革命党站在一条阵线上的立宪派,但显然为时已晚。

 

上述线索虽然粗糙,但至少可以讲清楚两个问题:

 

1.立宪派、革命党与朝廷是怎样一步步分离出来的。洋务运动时期,只有朝廷,不存在立宪派和革命党;戊戌维新时期,革命党极其零散,可以忽略不计,立宪派也尚未成型,能将议会制度与民主、民权结合起来讨论的知识分子虽有,却并不多,影响力很有限,此一时期,大多数国民仍然选择与朝廷一起“摸着石头过河”;1900年朝廷的荒唐决策给国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最终促成了革命党的急骤发展,立宪派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1906年日本战胜俄国,立宪派给出的解释终于突破了以往“议会”在决策方面更具优势的陈旧套路,而看到了立宪国的国民要比专制国的国民更爱国,更支持本国政府的政策,由此得出立宪可以强国的结论;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第一次明确宣示朝廷要走开明专制的改革路线,立宪派从此与朝廷成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1910年四次大请愿失败之后,整个1911年,从年初直到武昌枪声响起,立宪派再也没有发动请愿活动。

 

2.时下很多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想当然地把立宪派和朝廷放在一起(至少认为二者的距离更近),而将革命党作为二者的对立面,进而认为如果不是“革命”打断了改革,则立宪派有可能与朝廷博弈和平完成宪政改良。这种“反思”有违史实,辛亥年可供选择的并不是只有改良和革命两条道路,实际上存在着朝廷的日式开明专制、立宪派的英式君主立宪与革命党的美式民主共和,一共三条道路。朝廷的道路与其他二者之间的差距才是最大的,立宪派与革命党的路径反而相差不远。换言之,并不存在什么“革命打断改革”的问题。朝廷本无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下面就士绅与清廷的离合,再做一点分析。

 

二、士绅为什么要抛弃清廷?


 

传统中国的统治基础,由以科举为维系纽带的士绅组成。

 

现在有一种很有市场的观点,认为废除科举,断绝了士绅依靠读书做官的上升通道,导致他们变成了革命者。譬如复旦大学历史系沈渭滨教授如此说道:

 

“我认为清末废科举是一项过于极端的举措。科举制度有很多弊病,但毕竟是广大士子读书做官的主要途径。捐官也可以入仕,但不是正途,为士子所不齿。废科举等于绝了士子向上发展的路,这样他们就没有奔头了,只得找新的出路。而从新式学堂出来的学生也要找出路,读书能干什么?读书可以经商,更重要读书可以做官。1905年以后,做官的路绝了。所以在我看来,辛亥革命某种意义上就是知识分子找出路的一场运动,包括个人出路、国家出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不要低估废科举带来的负面影响。”(《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东方早报》2010年10月10日)

 

另一位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

 

“士没有了,产生了很多知识分子,以及我比较关注的边缘知识分子。不少年轻人,读过一些书,又无法继续其教育,不能整天呆在乡村的家里,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还看到国家民族在世界竞争中的不如意,心情非常不好。眼看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不明朗,很多这样的人最后就寄希望于革命。他们从想革命、说革命到领导广大没读过书的人民干革命,最后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同上)

 

基于以上论述,沈渭滨教授对辛亥革命有这样一段总结:

 

“士绅和近代知识分子是当时社会群体中最有影响、最有活力的群体。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统治秩序的安危。可以说,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同上)

 

这个结论——“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是对的,是符合史实的。但其逻辑——读书人因为科举废除后,个人没有了出路,而倾向革命——恐怕并不准确。

 

因为废除科举并未损害读书人的上升通道:

 

其一,早在科举废除之前,参加科考就已经不再是读书人上升的主要通道。数据统计表明,太平天国以前,朝廷捐官总人数不过3.5万;而19世纪的最后30年,捐官人数竟达到53.4万。科举作为主要上升通道的功能,早已名存实亡。自1860至1905年间,“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

 

其二,废除科举得到了大多数读书人的拥护。因为与废除科举同时出台了一个《举贡生员出路章程》,这个章程旨在为各省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筹划善后。因为这一善后政策的切实实施,在科举停废至清廷灭亡的6年时间里,举贡生员的入仕就职机会,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机会与高概率,其优先录用的待遇闻所未闻,因为待遇过于优厚,还曾引起舆论的不满,在《申报》上刊文抨击。

 

既然废除科举并未损害、反而扩大了读书人的上升通道,为什么“知识分子包括士绅”最终仍选择“叛离和反对清王朝”呢?

 

答案并不复杂:虽然废除科举对“知识分子包括士绅”上升通道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自1905-1911年,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知识分子包括士绅”自身已经完成了巨大的“身份转型”;与此同时,朝廷却迟迟地拒绝“体制转型”。当“体制转型”远远跟不上“知识分子包括士绅”的“身份转型”时,原来作为朝廷统治基础的他们,只好为了自身利益,选择抛弃了朝廷,选择“叛离和反对”。

 

简言之:1905年的废除科举,确确实实冲击了清廷的统治基础,但这个冲击,并不如一些学者所言,是一种断裂(“知识分子包括士绅”被抛离);而是一种“转型”。

 

为什么不是“断裂”,而是“转型”?清末各省咨议局议员的身份构成比例最有说服力。根据台湾中研院张朋园教授的数据统计结果,各省咨议局议员的构成有这么几大特色:

 

1、咨议局议员绝大多数是出身于旧科举制度下的绅士阶层。据张朋园教授所制作的《十五省咨议局议员功名背景表》显示,“他们89.31%皆具有传统功名,相对的,只有10.87%不具功名背景”。正如革命党人谭人凤所言:“他们咨议局的人,不是翰林进士,就是举人秀才,在社会上潜势力非常大”,日本人井一三郎在参观了各省咨议局之后,则总结道:“议员大多为来自田间的读书人”。

 

2、议员中颇多受过新式教育甚至留学日本者。若单纯以学历而言,拥有新式学历的议员,在各省咨议局内并不占多数,按张朋园教授的统计数据,只有10.16%。但若以拥有新思想为判断依据,就远远不止这个比例了——井一三郎在访问了河南省咨议局之后,称其中“有新知者三分之一”,是一个可供参考的重要记载。

 

3、议员中有很多人曾在政府当中任过职,做过官。尤其以议长和副议长为最,63位正副议长当中,曾担任中央或地方官职的,有40人。

 

4、议员大多出身富裕家庭;大多数是43岁以上的中年人。譬如:奉天议员的平均年龄是45岁;黑龙江40岁;湖南45岁;四川42岁。

 

这些数据统计清晰地显示:废除科举之后,作为传统中国统治基础的“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并没有消失,咨议局议员九成的功名比例,足以说明这一点,所以,没有“断裂”。咨议局是近代化的产物,是“兴民权”的结果,自1908年开始,以各省咨议局为领导核心,连续发起了多次要求及早开设国会的请愿运动,尤其以1910年的四次大规模的请愿运动为最,这四次请愿运动覆盖全国,前后签名人数达数百万(恐有宣传需要的夸张),高达数十百次的群众上街游行……这是“转型”,是传统“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向近代“中层社会”的“转型”。

 

朝廷不愿意失去传统“知识分子包括士绅”的支持,因为这是它最重要的统治基础,这一点在1905年废除科举后的补偿措施里已经表露得很清晰。但问题是:当这些传统帝制中国的统治基础,完成了上述身份转型之后,朝廷却固执地停留在“君上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体制里,坚持拿“开明专制”式的日式立宪来搪塞这些要求“英式立宪”的统治基础们——朝廷似乎没有意识到:只有在以兴民权为主旨的“英式立宪”政体下,这些已经从举人、贡生、秀才转型为“议员”的“中层社会”知识分子,才可能找到自己新的位置,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在日式“开明专制”下,他们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花瓶,社会地位反不如废除科举之前。

 

朝廷的制度转型远远滞后于其所依赖的统治基础的身份转型,最终被自己的统治基础抛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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