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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85

赵越胜:周先生教我读《自愿奴役论》

September 29, 2017

 愚昧与虚荣竟会比智慧更有力量,真乃怪事!——马可·奥勒留

 一

             一九七五年夏,唐山大地震,北京亦受波及。周先生*那时住在朗润园,房屋受损,又怕余震伤人,学校让所有人都搬到操场空旷处,搭建地震棚栖身。我知道周先生家中缺人手,又有生病的大姐拖累着,先生年纪大了,我放心不下,便从清河赶往北大看望周先生。那天天阴沉沉的,又潮湿闷热,骑车到了北大,全身都湿透了。在未名湖畔一块空地上,北大的一些老先生和家属都住在仓促搭建的地震棚里,一眼看上去,仿佛一片战乱景象。我在一片混乱中找到了周先生。他正坐在椅子上看书,手拿大蒲扇不停地扇,驱热也驱虫。他见我来了,露出惊喜的样子,连声问我怎么能在这“乱军之中”找到他。我想这几日先生一定闷坏了,便提议出去走走。我陪着周先生在圆明园徜徉半日,那天谈了许多,先生的一些话让我永生难忘。我在《燃灯者》一书“辅成先生”一章中有详细记载。傍晚时分回到北大,周先生执意要上楼给我取他嘱我读的书。在他的书房兼卧室里,他交给我几册书,又从抽屉中拿出一叠稿子,说这篇东西,你可以读一读,请人译了,但未发表,也未收进资料集。我接手一看,是篇手稿,誊写在方格稿纸上,题目是《自愿奴役论》,著者是拉波哀西。我当时既不知拉波哀西其人,更不知道有这样一篇震烁古今的反暴政奇文。周先生嘱我一定要保存好,仅此一篇,没有备份的。我小心翼翼接过稿子之后,先生声音低沉地说,托尔斯泰是流泪读这文章的。

 

            初读《自愿奴役论》,曾和先生有过讨论。先生当时曾对我说:“做奴隶不可怕,人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而沦为奴隶的情况时常会有,但记住不要自愿做奴隶。读书思考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沦为奴隶而不知”。四十多年了,先生教我读《自愿奴役论》的情景历历在目。来法国后,我曾几次循着拉波哀西的足迹,在卢瓦河畔,在奥尔良、布鲁瓦、龙萨堡追慕拉波哀西的行迹。也数次重读《自愿奴役论》,思索暴政为民众认可的机制,思索拉波哀西所阐明的非暴力反抗的可能性。万俊人先生主持周先生纪念集,嘱我撰文,我想记下点滴思索,以纪念周先生当年启迪之恩。

 

 

 

            拉波哀西1530年出生在佩里戈尔地区的萨尔拉,他的家庭是个贵族,他父亲是佩里戈尔地区的王家官员,他的舅舅是波尔多高等法院主席。他很小时父亲就去世了,跟随叔叔长大,他周围的家族成员大多是法律界人士,这使他从小就受到极好的人文教育。后来他的兴趣转向古典文献学,深入到古希腊罗马典籍中,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文化人的风尚。他们要摆脱神学教条,而借古代文化重新焕发思考的乐趣。拉波哀西学着用法语、拉丁语、希腊语写诗,创作了不少爱情十四行诗。随后又投身去翻译普鲁塔克、维吉尔和阿里奥斯特的著作。他特别喜爱普鲁塔克的作品,这位伟大的古典作家那部永恒的经典《希腊罗马名人传》激励了一代代的思想家,那些反抗暴政、争取自由的希腊罗马英雄人物,对拉波哀西的影响至深。

 

            他就学于奥尔良大学法学院,当时卢瓦河一带是法国王室活动的主要场所。卢瓦河畔,有重要的皇家城堡,像布鲁瓦、昂布瓦斯、香波堡、雪侬堡,这里有很多法国王室的历史,像布鲁瓦城堡,王太后美第奇的卡特琳和亨利三世诛杀吉斯公爵就在这里。弗朗索瓦一世把意大利文艺复兴引入法国,修建香波堡,甚至把文艺复兴三杰之一达芬奇都接到了法国,在昂布瓦斯城堡旁给他一座庄园安度余生。达芬奇死后就埋在卢瓦河畔、昂布瓦斯城堡内的圣约翰小教堂内。龙萨是美第奇的卡特琳的宫廷诗人,而拉波哀西也曾梦想做个诗人,所以他和七星诗社的龙萨等诗人均有交往。龙萨有诗:“岁月去匆匆,更叹人易去。倏忽不移时,人已眠新墓”。拉波哀西英年早逝,32岁就去世,正是合了龙萨的诗意。但拉波哀西一生中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他与蒙田的友谊。蒙田是法兰西文艺复兴的一位巨人。他的《随笔集》直到现在仍为人喜爱,常常被人引用,而他初入道时,深受拉波哀西的影响。所以为拉波哀西,他留下了名文《论友谊》,蒙田在文中写道:“我特别要感谢《自愿奴役论》,多亏了它,我和拉波哀西才有了第一次接触,从此也就开始了我和拉波哀西的友谊。肯定地说,这样的友谊实属罕见,在人之间是前所未有的”。拉波哀西生前把全部文稿和书籍交由蒙田处理,《自愿奴役论》的正式刊发就是由蒙田付印的。

 

 

 

            拉波哀西所讲的自愿奴役,是指在暴政之下,民众并不反抗,看起来他们是同意暴政对他们的压迫。他为此感到痛苦,并以他那颗热爱自由的心灵,体会同胞在被奴役状态下的感受,并指出他们的实际状况。拉波哀西出身于法国的贵族阶层,他关注反抗暴政暴君的问题,并为此撰写文章,是符合欧洲贵族阶级的历史逻辑的。在欧洲,贵族从来都是反抗和制约君权的主要力量。比如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英国大宪章,就是英格兰贵族逼迫英王约翰签署的,主要的内容就是不许英王侵犯贵族的利益。这些贵族们认为,不捆住君王的手脚,他就一定会成为暴君,推行暴政。英国思想家洛克给暴政下过一个定义:“暴政就是行使越权的、任何人没有权利行使的权力。这就是一些人运用他所掌握的权力,不是为处在这个权力之下的人们谋福利,而是为了获取他自己私人的独特利益。统治者如果不以法律而以他的意志为准则,如果他的命令和行动不以保护他的人民的财产为目的,而用来满足他自己的野心、贪欲,这就是暴政”。当然,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统治者不仅仅是君王,还可能是某一个政党所代表的权势集团,因此对自由的思考和利益与个人财产相关,所以拉波哀西在谈奴役之前,先问了一个问题,在一切物品都归一个主人所有的国家里,还会有所谓“公共的财富吗?”正像我们都熟悉的,在苏俄共产体制下,国家的财富是以全民所有为名义的,但其实是一党独占的。政府怎样去征税、花费,不管是浪费还是中饱私囊,普通民众是完全没有发言权的。这就是拉波哀西所问的,一切财产归一个主人的国家里,是没有公共财富的。随后,他就描述了一个让他吃惊和不解的问题,无数群众不仅顺从这样一个财产独占的制度,而且被驱赶到奴隶状态中,不仅受统治,而且被侮辱。这些普通的民众实际上是每日在遭受抢劫,他自己的生命都不能由自己支配。但是这个抢劫并不来自外国的军队,也不来自野蛮的部落,而来自一个人,这个人往往是这个国家中最懦弱的一个,他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出入都要由别人来保卫,可是他却能够奴役一国之人。拉波哀西说,如果三两个人不能保护自己,受暴君的压迫,我们还可以相信,说是他们缺乏勇气。但是如果千百万人都默默忍受,那只能说缺乏的不是勇气,而是反抗的愿望。三两个人可能会害怕,但是千百万人甚至千百个城市都默默地服从,那就是一种恶习,它都不配被称为懦弱。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称之为自愿奴役了。

 

            拉波哀西认为这种自愿奴役是一种恶习,所以他大声疾呼,“贫穷、悲惨、愚蠢的人民和民族,是你们自己决定了自己的不幸。你们看不到自己的利益,就在你们面前。你们眼睁睁看着自己最好的收成被拿走,田地被蹂躏,住宅被抢劫。给你们带来灾祸的那个人的强大,是你们自己给他的。如果你们不把自己的眼睛给他,他哪里来那么多眼睛来监视你们?如果你们不把臂膀借给他,他哪有那么多臂膀来攻击你们。要不是通过你们,他怎会有凌驾你们之上的权力?如果你们不纵容抢劫自己的盗贼,不是杀害自己的凶手的帮凶,如果你们不背叛自己,他又能奈你们何?”拉波哀西的这些责问后面,隐藏着一个重大的原则,就是自然法的原则。这个原则认为,在人间的诸种立法之上,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法,是人间一切是非对错的终极标准,是一切道德规范的基础。它代表着最高的正义,却不是人所能设定的,它提供那些处处有效却无需证明的原则,比如我们现在常说的人权高于主权,这就是基于自然法的。在拉波哀西看来,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是人的自然权利,是与生具有的,它不该也不能被放弃。而自愿受奴役则是违反自然的、病态的,因此是一种恶。他有一段很精彩的话:“难道大自然没有在人内心中注入对自由的渴望?自由是如此庄严宏大,如此值得追求的恩典,一旦丧失了它,一切恶便会接踵而至。因奴役而造成的堕落,会使一切美好的事物黯然失色”。

 

            拉波哀西设想改变这种状况的方法,看起来很简单,可称之为“自动放弃”,也就是说转过身来对暴政说“不”。他说,你们可以从这种悲惨的、牲口不如的被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只要你们去尝试,你们不用去和暴君作战,只要你们表示出你们不愿意再受奴役,暴君就失败了。不要你们剥夺暴政,而只要你们不再供养暴政。停止服从,停止顺从,就是不再给自己套上枷锁。对于暴君而言,你越臣服,他越强大,他的高高在上只因为普通人都匍伏在地。拉波哀西反复说,如果没有任何人屈从,而只是简单地不服从,那么无需任何暴力,暴君就会像失了养分的树干,枯萎死亡。

 

            别以为拉波哀西在说梦话,他这个思想提出了对现代影响至深的大问题“非暴力反抗和公民不服从”。他极大地影响了托尔斯泰、梭罗、甘地,他们把这个思想付诸了实践,所以拉波哀西是公认的非暴力反抗思想的奠基人。当年托尔斯泰反复读这篇著作,读到泪如雨下。其实,拉波哀西的逻辑是简单清晰的,既然一个暴政统治的实现要基于大多数民众的默认,表现为他们浑然不觉地循着暴政规划好的轨迹行动,那么一旦他们不再循常规行动,就意味着撤回同意,暴政就必然垮台。所以拉波哀西说“一旦决心不再当奴隶,你们立刻就自由了。我不号召你们动手打倒暴君,而只要你们不再支持他, 你们就会看到他的基座被抽掉了,他会摔得粉碎”。这和我们经常说的底线原则有相通之处,如果人们坚持绝不附和暴政的宣传欺骗,而是沉默,绝不去向暴政检举揭发,而是尽自己的能力保护那些被迫害的人,绝不参与暴政组织的、针对个人的批判,不举拳头呼口号,暴政的运动便不能实现,就像当年在纳粹党的集会上,那个双手抱在胸前、坚决不行纳粹礼的德国人奥古斯特·兰德梅瑟一样。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会场中成千上万条手臂高举如林,希特勒万岁的呼声震耳。如果这个场面换成每一个人都双手抱在胸前,沉默不语,纳粹党的这种集会自然就无法进行了。如果那些受纳粹奴役的人,听拉波哀西的话,显示自己的自由意志,全体转过身来,对纳粹说不,希特勒的统治又岂能长久。问题在于,他们为什么举手?

 

 

            人生而自由却身陷奴役。暴政凭借暴力强制、教育宣传、利益收买,使人丧失他的自由本性,甘愿为奴,以至不再知道自己的生活正处于被奴役的状态。在拉波哀西看来,自由是人与生具有的,这完全不需争论。这是因为这个权利是人之为人的特性,它来自自然法的规定。同样,在自然法的原则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无权奴役其他人。用拉波哀西的话来说:“自然——上帝的管家,人类的统治者,用同一个模子铸造了我们所有人,让我们彼此相像”。他甚至认为,人在素质能力上的差异,也是自然有意安排那些强大的人去帮助弱小的人。因此一些人奴役另一些人是违背自然的。如果有人否认自己有自由这种天然权利,那他简直牲畜不如。以拉波哀西的标准,那些帮助暴君来诋毁人的自由权,歌颂暴政的人,是最大的邪恶和罪过。那么,又是什么坏运气让人忘掉了他的原初自由状态并不想恢复呢?

                                                                                                                                                               拉波哀西区分了三种暴政:其一,统治者的地位是靠选举而得。他在这里指的是古罗马共和时代对执政官的选举。凯撒、西塞罗,都是靠选举取得执政官的位置。而凯撒被谋杀,也正是因为布鲁图这些人认为他要做帝王,改变罗马共和的性质。其二,是靠武力夺天下。其三,是靠传位继承权力。在拉波哀西看来,靠武力夺天下,他统治的,实际上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所以它的治下是抢来的奴隶。生来就是王的人,也就是靠继承上位的人,从小就喝专制的奶水长大,他的治下是继承来的奴隶。那些靠选举上台的人,一旦失去制约,被人吹捧,便会自以为伟大,他会偷偷地把权力传给他的孩子,而这些孩子因为自身缺乏合法性,会变得格外凶残。他们巩固暴政的方法,就是迅速抹去人民对自由的记忆,因为失去了自由记忆的臣民才好统治。

 

            拉波哀西的这种入木三分的分析,有着历史的证据。他说:“他们那样轻易自愿地臣服,好像他们不是丢掉了自由,而是赢得了奴役”。拉波哀西认为,教育培养会使人形成习惯,这可以是习惯于自由,也可以是习惯于奴役。他举出斯巴达的立法者莱库古使斯巴达人只知道尊重法律和理性的例子。当时,斯巴达决定,派两名使者去波斯王薛西斯那里赎罪,这是因为在希腊与波斯的战争中,斯巴达人杀了波斯的使者,他们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应该去赎罪。这两名斯巴达人到了波斯人那里,一位波斯官员对他们说,你们要是听我们国王的话,国王会让你们成为希腊城邦的统治者。斯巴达人却回答说,你仅仅享受过国王给你的好处,却不知道我们曾享有的好处,那就是做一个自由的人。你不明白自由是多么美好,如果你知道了,你就会同意,我们会用一切力量,长矛盾牌,甚至牙齿和指甲来捍卫自由。拉波哀西还举了一个例子,在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西米族住的国度,一年只有半年的光亮,那些习惯了黑暗的人,从来没有寻找光亮的愿望,因为“人不会向往他从不知道的东西”。结果习惯就成了自愿受奴役的原因。人们生活在不自由中,却认为事情一直如此,本该这样。

 

            但是拉波哀西并不绝望,他认为,只要有教育的存在,知识的传播,人总会了解自由的理念。他说,无论怎样,都会有一些人,他们能觉出枷锁的沉重,他们像奥德修斯一样,永远寻找。假使自由真消失了,他们也要把它重新创造出来。但是他们的状况却不妙。暴君一定要隔绝他们,不让他们联合,不给他们行动和思想的自由,让他们空怀抱负却无能为力。而对于普通人,暴君最有效的一招是让他们堕落。堕落的人最懦弱和顺从。暴君让人忘记奴役,保持驯服的手段,除了培养不自由的习惯,还要引导社会腐败。拉波哀西举波斯王居鲁士占领吕底亚后,为了平息反抗,下令在城内开妓院和酒馆,因为人容易向诱惑屈服。所以那些罗马暴君,每到有需要的时候,就会向老百姓发红包,开酒宴,用角斗士娱乐民众。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人不喊“皇帝万岁”,这些娱乐、小恩小惠,是暴君的工具。所以拉波哀西告诫我们,暴政为了巩固它的统治,一定会训练民众,要他们崇拜暴君。所有暴君都需要造神,而且一定要狠狠打压那些不忘记自由的人。所以还是黑格尔说得对,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那些古老的统治手法,在现代一样适用,有时换了面貌,实质却没有丝毫变化,中心目的只有一个,让奴役成为自愿的。这也就是说,让统治表面上看起来是得到普遍同意的,但历史却告诉我们,没有万古不变的暴政。

 

            拉波哀西知道这一点,所以他的分析集中到暴政的统治手法上。他称暴政维持的机制是“赃物分享制”。他说,“这是关键之处,是暴政的发条和秘密”。在一个暴君身边,总有几个心腹死党,他们通过暴君来施行统治,在他们下面,又有一批人使统治运转起来。这批人在推动暴政运转时,从中分赃。当所有的利益都掌握在暴君手上时,就会有些人认为暴政带来的直接利益,胜过对自由的追求。拉波哀西说,一个人身上有坏疽,会让整个躯体感染溃烂。所以一个暴君他身边会聚拢来那些腐败的野心家和邪恶的人。这些人为了更多的分赃而努力作恶,结果暴君还没想干的事儿,他们都敢干。其实他们是可怜而悲惨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暴政体制中没有幸福的人。

 

            暴君每日要提防别人,他的生活是焦躁不安的。色诺芬写过一部《论僭政》,里面就描述了暴君生活的焦躁不安。而他身旁的那些帮凶,也如扑火的飞蛾追逐光热却焚身而亡。拉波哀西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暴君会把作恶的行为扩大到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这样邪恶人人有份,罪行人人沾血,人们就会更甘心受奴役,因为这个奴役成了他生存的安全保障。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文革中的情况,就不能不惊叹拉波哀西五百多年前的洞见。为什么曾受过暴政之苦的人,一旦登上高位,会翻脸成为更凶狠的暴君?那是因为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他的统治仍然依赖着一个暴政体制,这个体制的运转永远循着它自身的规律。于是他身旁也会聚集起一群佞臣,吹捧谄媚的小人,入伙的分赃者。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对自由的记忆和向往,都是对他的直接威胁。他在暴政下曾受过的苦难,成为萦绕不去的噩梦。他更惧怕权力的丧失,他会更严酷地对待所谓异议者,更紧地把握住权柄。一开始或许是因恐惧而生的自保,随后就像吸毒上瘾的人,再也离不开权力。于是对国民中追求自由的人的迫害,就成为自觉主动的日常工作。

 

            一晃四十余年,那天先生授我《自愿奴役论》时的音容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宛如昨日。先生驾鹤已八年余,不知几次先生身影入我梦中,或嘘寒问暖,慈祥如昔,或金刚怒目,问小子“近日可曾用功读书”,恍然梦醒,只有竹影婆娑,清月照梁,不觉想问,先生近来可安好?

—— 作者惠寄
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September 28, 2017


*周辅成

【附】

赵越胜的周先生,章诒和的毛巾,章含之的大红门

鲁闽 鲁闽 2011-10-14 23:05:46

正在读赵越胜的《燃灯者》(牛津版),虽然暂时只到四十页,但我想说:我真的很久没有读这么做作、这么爱夹带私货的书了,而且那么经不起推敲。好些想当然的地方,一是不值得推敲,二是一推到网上,文章就发不出来了。且从《辅成先生》这篇文章里摘录以下片段来说一说——

       住房条件是恶劣的(按:指周辅成位于北大朗润园的家)。……茶几上的圆盘里放着一罐麦乳精,一瓶橘汁,是那种需要倒在杯子里稀释了喝的。我想这是当时中国民间能见到的最高档的饮料了。后来知道先生爱喝咖啡,但七五年很难买到咖啡,先生大约就用麦乳精中加入的那点可可来替代。我忙起身,接过先生冲好的热气腾腾的麦乳精,请先生坐下。心想就我这么个工厂里摸爬滚打的糙人,居然要喝麦乳精,先生太客气了。(第15页)

       七五年,文革未完,我二十来岁一个小工人……(第17页)

       那时我是二级工,挣三十九块八大毛,先生的教授工资大约有两百多块。(第21页)

      七七年底,社科院面向社会招收社科研究人员,经父执(按:我没文化,查了查,父执就是“爹的朋友”的意思)介绍,我递交了几篇论文,竟得哲学所领导首肯,过了年就去哲学所报到。(第37页)

虽然是断章,但义却是从整体取的——

第一,写的是七十年代的事情,也就是文革时期,但赵越胜比常说十年浩劫的人口气更大,说周辅成这一代人是被肆意凌辱二十余年。文人总是喜欢修辞的,但反思历史的工作还得严谨些。不然算哪门子反思?只不过是个祥林嫂罢了。

赵越胜说周辅成住得不好,但1975年的周辅成却可以吃麦乳精。咖啡呢,是“很难买到”,而不是买不起——因为工资是照发的,一个月两百多块,也就可以请赵越胜去下馆子,而且是好馆子。但不去莫斯科餐厅,理由是,“曾去过,但那里‘太高大了’,人在里面有点不合比例。此外,也太吵闹了些”(当然了,书中接着这话,赵越胜这么写——我四面打量一下这个餐厅,才觉得这里清静,大小适度,适合先生这种儒雅之人)。

第二,在这篇文章里,赵越胜多次表示自己是工人、糙人,虽然他提到他妈妈是清华毕业的,但当我看到他77年可以走后门直接去社科院时(赵越胜写得文绉绉,可说白了不就是走后门么?),才觉得不对劲:工人、糙人能有这能耐?随手一搜,找到篇访谈,原来是这样——

       “沙龙当时对我最大的诱惑就是:那里有吃的。当然他们说的也很精彩,让我很佩服。他们看那么多书,对我来说如饥似渴,一方面是真正的食物进到肚子里——他们说的时候我就可以趁机把东西都吃光,另一个方面是精神方面对我是一种补充。”范竞马所指的充满“诱惑”的食物,在那时不外乎西瓜、冰棍、馒头(按:但在那个年代,可以用这些东西管人饱,总是少见的。而在《燃灯者》第44页,周辅成告诉赵越胜,“某级领导干部可以在北图办个人借书证,而且因为首长忙,借书时不需要本人出面,有联络人可以代办”,周对他说,“你可以当你父亲的联络人”——原来赵越胜的爹,是可以被称为“首长”的人物)。

       “穿着花衣服在家里接待客人的,在我印象里赵越胜还是第一人。”作家柯云路在第一次参加赵越胜沙龙时,对赵越胜的睡衣印象深刻,“我们那时候穿的都是一个颜色,都很素。他(赵越胜)很西方范儿,说话时也夹带英文,特别热衷于谈存在主义哲学。他可以说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艺术哲学家。”当时的沙龙参与者甚至都忽略了赵越胜的身份,“是一个非常纯的沙龙,基本上就是聊天。他是个干部子弟,特别好客。”与朋友谈着话,赵越胜一定会设计一下接下来怎么招待朋友们吃顿饭,“很义气,也可能钱花得光光的,还要想着给朋友帮这个那个的忙。他也谈政治和改革,但是重点在哲学和与哲学相关的艺术。他还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发烧友,搞音响,我经常听说他又搞了一套什么什么的音响,可能是当时中国最时兴的,新潮。”柯云路不否认:赵越胜这样的沙龙领袖,在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中是少数人,但却是一种潮流和风尚,吸引人们去追逐和效仿。

每当读这些知识分子的文章或者书籍时,我总想起当年《读者》上登载的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的选段。说的是五十年代,史良看到章家毛巾旧了,回头送了两打来,叮嘱章夫人:“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章诒和问父亲章伯钧:“史阿姨的生活是不是有点奢侈?”章伯钧回答:“这不是奢侈,是文明。”当然,我看到的是建立在奢侈上的文明。

而当这些知识分子读章含之那本《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的时候,也怀着和我类似的心情。曾经就看到有人愤慨地表示:七十年代,那是什么年代?章含之竟然还可以和乔冠华躲在家里听西洋音乐!——言下之意是,我们被整得那么惨,十年、二十年的,你还可以这样逍遥?可反过来,同样是七十年代,周辅成两百多块钱月薪下的日子,差劲么?

这问题问得酸,但我觉得,酸度还赶不上这些知识分子。在他们的世界里,你看不到人民,尽管他们号称自己多么关心人民。

* * *

我写得不好,有朋友回复得好,把我的意思说得更明白——

事情的大小都是相对的,自己生活水平下降到什么水平,要放在全国平均生活水平在什么程度上这个大环境里讨论。没有多少人会觉得那个年代好,反思和批评都是应该的。但反思和反思不一样,有的反思看到了深层次的问题,有意思也有意义;有些回忆——比如章怡和写的东西——就是在怨念自己家的那些小事,既没有对深层次原因的思考,也没有对于同一时代劳苦大众的关心,往小了说是矫情自恋,往大了说就是肤浅庸俗。至于把自己家那点事情怨妇似的说出来算不算无聊,取决于阅读者自身的品味和视野——没追求的人觉得八卦看西洋景不无聊,肤浅庸俗的人看起肤浅庸俗的东西反觉怡然自得,这种事情发生得多了,就像屎壳郎觉不得粪臭。

(转自豆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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